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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捷克人30 年后说了回到欧洲的感受
www.creaders.net | 2019-10-09 16:19:57  好奇心日报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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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五十多岁的夫妇,丈夫对着镜子刮脸,看到妻子从身背后走过,他若有所思地说,三十年前,你二十多岁,那是最不好的时代,但恰恰是你最美的时候。”

三十年,当时的年轻人老了;当时的孩子大了。

三十年前,波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纷纷发生剧变,柏林墙倒塌、东西方铁幕落下、苏联解体。

2018 年,感觉捷克整年都在纪念第一共和国成立百年。而今,在网页浏览器中输入 1989 - 2019 的字样,自动跳出来的条目,仿佛提醒着我们,三十年前是与现在距离最近的整个欧洲格局的剧变。

坐落在布拉格史杰潘斯卡街的法国中心,准备了“欧洲之路”系列讲座,几乎每个月一场,题目包括“欧洲改革派离开了:一场永无止境的危机”、“欧洲和年轻人是一对好伴侣么?”、“愤怒的欧洲”、“移居欧洲:政府、国家、公民”、“欧洲和气候,本世纪的挑战”、“欧洲的女人,宗教和狂热/世俗主义”、“欧洲流亡与收养:历史是理解当代问题的关键”等等。讲述者来自法国、荷兰、捷克,有政治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教育家。系列讲座的主题阐释中写着,“除了想到的历史和背景,我们的目标是了解当代欧洲。我们将反思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塑造欧洲的身份和未来的道路。”

布拉格的波兰文化中心,也在举办各种有关三十年问题,三十年捷克人和波兰人关系的主题研讨会。

捷克广播公司,制作了“ 2019 年,三十年的自由在等待我们,回顾导致天鹅绒革命的事件”专题节目;布拉格卢采纳宫将在 11 月 16 日举办特别的纪念晚会;捷克国家美术馆也将举办为期三个月的主题影像展。

布鲁塞尔、柏林……

人们愿意用“剧变”来说 30 年前,也接受“重回欧洲”这种提法, 30 年前是剧变开始,接下来 30 年其实有更多变化。历史学家米哈尔·科贝切克认为,社会的多样化最为原生也最为可贵,而历史上最有意思的阶段,就是变化,这三十年发生了对比平常数倍的变化,因此是迷人的。

乌金已经 87 岁,坐在布拉格二区一百多年历史的楼房公寓里,接受我们的采访,给我们讲了本文开头那个情节。除此之外,她还讲了她的童年、家族、父亲、第一共和国。她出生在 1930 年代,一生被政治的百年分为三段,经历过二战、战后直到剧变之前的整个历史时期。她父亲是第一共和国国会议员,二战中随当时捷克斯洛伐克贝内斯流亡政府一起到英国。因为家庭关系,乌金学会了不关心政治,而专注学术,成了艺术理论家、汉学家。她十分肯定地说:“这三十年,是非常成功的。虽然有很多问题,我相信很多情况都是必然要走过的阶段,还在逐渐发生变化。”

我们跟一些人聊了聊他们的 30 年,请他们自由宽泛地谈谈三十年的个人记忆和对社会变化的评价,这里面有故事、有感受、有观点,涉及到三十年的起点、与更早历史的衔接、与欧盟的关系。

皮特说,这三十年是建立在不公平起点上的公平竞争。苏珊娜告诉我难忘九十年代,那是如同初恋的感觉。访问格罗斯比齐先生,的确因为他是共产党副主席,但我本来特别希望听到他作为个人的观点,却总觉得他的讲述无法脱离身份的影子,“我不敢说如果共产党就一定能做得比现在历任政府更好,但我们一定比我们过去做得更好”。布瑞索娃最打动我的那句话是“我喜欢民主社会,因为我们可以为自己负责”。

应该说,从百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欧洲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开启现代民族国家时代,并且适应新格局。什么才是新格局呢?经过对抗、切磋甚至混战,欧洲一体化,东欧回归,是这个历史阶段达成共识的概念,也没有人怀疑如今的民主制度。人们普遍关心的是社会的技术和品质问题,有关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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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金,图片来自:韩葵

 

斯塔尼斯拉夫•格罗斯比齐, 1989 年二十五岁, 2019 年五十五岁。

律师、捷克摩拉维亚共产党副主席。

他在 1985 年五月十六日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1987 年被批准入党。他非常自豪地告诉我们,递交申请书和被批准入党的日子,都是建党纪念日。

格罗斯比齐耐心地从他的角度,回顾了捷克百年历史。

1918 年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对于捷克人来说,是四百年来第一次,对于斯洛伐克来说,是一千年来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国家,当时这里就实现了男女平等,土地的所有权、工业管理和分工都已非常成熟,国家有很强的生产能力,经济发达。而第一共和国时期,已经出现了社会主义元素,只不过仅仅是观念上的,并没有实际的体现。

1948 年,共产党掌握了政权,实行了一些社会改革,那些改革与一九一八年第一共和国要实施的改革一脉相承。 1950 年代,共产党用了最快的速度,把社会中负面的东西清除出去。之后,当然,自身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共产党失去了威望,也失去了自我,特别是 1968 年到 1969 年之间,为引发 1989 年的剧变,埋下了种子。其实, 1968 年有过很多关于社会改革的计划,但此后的共产党力不从心,没有把应该做的工作做好。而 1989 年之后的政府,做的一些改革,反而和共产党政权本来要做的事情相类似。

1990 年,社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人们开始了自由职业。 1992 年开始实行大私有化, 1993 年 1 月份捷克和斯洛伐克分开。

站在捷克共产党的角度来看,最近三十年,社会的体制,其实回到了二战之前第一共和国的水平,也可以说是社会人文领域的退步。最近四、五年,捷克的经济比较好,但这不在于政党领导,而是因为国际经济环境好。同时,我们没有独立的经济。

人们看到捷克的变化,比如说自由出入去别的国家旅游或者留学。我认为这个变化其实不值一提。因为事实上,出国旅行或者留学的,还是极少数人,而三十年之前,人们也是可以出去的。就是说,能出去的,过去也能出去,不能出去的,现在还是出不去。只不过现在是因为多数人没有钱。虽然前后原因不同,但结果是相同的。现在,有些年轻人竟然借钱休假旅行,依靠贷款,他们不是生活在现有的经济能力之上,而是生活在未来的收入之上,这是很糟糕的事情。

我承认一些进步,但是,捷克并没有做到应该做到的那么好。很多人在生活中挣扎,他们对政治没有兴趣,不去投票,所以,现在的投票结果,并没有反应真实的党派支持率。现在这个社会就是以经济来划分,有钱人,不在于你属于哪个政党或支持哪个政党,仅仅和经济有关。

我认为 1989 年之前民主更多,民主系统更好,一个主要政党把所有小政党全部集中在一起。现在的多党制,是世界上民主国家流行的形式,但是,这却造成了一个局面,大家都发声,却没有办法达成共识,效率低下。 1989 年之前,其他政党仍然是有权力说话和参与的,但可以更有效地做出决策。当时共产党的问题,是脱离群众,并不知道公众到底想要什么。很多人认可 1989 年之前的系统更好,却害怕承认这个事实。

全社会必须要了解一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必须要有比例的结合。以我这么多年看到的事实, 1989 年的确是到了一个拐点,必须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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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尼斯拉夫•格罗斯比齐,图片来自:ceskatelevize

 

皮特•布拉达, 1989 年二十六岁, 2019 年五十六岁。

农学硕士、进出口商人。

他花了好多时间谈“起点”,我们说的“三十年”的起点,以及,这个起点并非这段历史时期的真正起点。这个“起点”围绕着一个问题, 1989 年为什么会发生剧变?

苏联的变化,当然是我们这些东欧国家变化的重要外力。

那时候共产党是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管理者,但恰恰那时候的领导人,都是很无能的。

政府背后最有势力的那部分人,具有地位和职权,比如,当年各大国有企业、外贸公司的老总,他们有智商,懂经济,了解当时国内的情况非常差。他们握有资本或者调动资本的能力,需要发展,却被当时的体制和意识形态束缚;他们手里有钱或者可以弄到钱,需要享受,而当时的社会状况,没有消费的空间。所以,这部分人的愿望和需要变成剧变的推动力量。

 十九世纪奥匈帝国时期,直到二十世纪二战之前,捷克人习惯了过富有的生活, 1918 年第一共和国成立以后,这里也形成了完整的成熟的民主制度,老年人有亲身经历的记忆,年轻人从自己的家庭那里,也了解了早前的社会和生活,所以,人们非常知道他们想要什么。

皮特说这几个因素促成了 1989 年的剧变。

而捷克后来的富豪,很多和前朝高官有着深刻的联系,大私有化时期,他们比其他人具有天然优势,所以应该说,后来的民主体制、公平竞争,建立在不公平的起点之上。

这里还个问题,比如现在一些富豪、政客、法官,需要回避甚至掩盖过去不光彩的历史,便使用各种手段洗白,甚至是敲诈性质的。这样的行为正在人为地影响政治和法治公正,这是前时代遗留下来的影响。

这三十年中,对捷克影响最大的就是 2004 年加入欧盟。

加入欧盟之前的十五年,捷克有自由的经济、自由的资本主义和开放的市场。而加入欧盟之后,受到欧盟的控制。欧盟通过支持体系调节经济,比如生物燃料战略,对于用来制造生物柴油的油菜籽播种给予高额补贴,为了取得补贴,人们都去种植油菜籽,几年下来,没有轮作休耕,土地贫瘠了。这一面的生物战略,却影响了另外一面的自然生态。而且,当有些公司依靠补贴而不需要利润的时候,自由竞争就消失了,所以说,欧盟的政策,伤害了捷克的自由经济。

我当年说过,加入欧盟,我们这样的中小商人会受到冲击,但当年的我选择支持,现在的我也这样说,如果捷克不加入欧盟,是不可想象的。换句话说,站在地区政治的角度,捷克不需要欧盟,但需要避免与邻国为敌;如果站在全球高度,欧盟则是必要的,这点我毫不怀疑。

但欧盟的发展,应该遵循自然规律,而不能单靠简单幼稚的政治热情。

欧盟成员国,应该具有相似的基础,不应该这样加速扩大,这造成很多问题。还有欧元,你能想象么,荷兰和希腊,这样的两个情况如此不同的国家,使用同一个货币,而同一个货币,却没有同一个有效的央行。而是众多经济水平不同的地区和众多央行作为基础的欧元政策,弱化了每个地区的自我调节功能,却加剧了不公。建设欧元这样一个货币,也应该遵循发展规律,不能急于求成。

还有,近些年,我发现社会上出现了奇怪的现象。很多三十年前的年轻人和中年人,对当时社会是持批判态度的。现在他们老了,开始生活在回忆当中。而回忆中,年轻时代总是美好的,于是,他们开始怀念曾经批判的过去。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直接经验对比,所有的信息都是通过阅读得来的,也有人简单化地认为过去更好。

格罗斯比齐也提到这个问题,他说,“很多新生代从来没有生活在过去的时代,只是从书本上学到,仅仅是简单地选择否定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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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瑞索娃, 1989 年十三岁, 2019 年四十三岁。

经济学硕士,公司职员。

那年我十三岁,不是很理解社会上发生了什么,父母给我解释。我感觉是很有趣的变化,需要一些时间去适应。

过去我们不能出国旅行,但父母会带我们在境内旅游,我不知道存在着出国旅游这样的选项,所以,也不觉得生活中缺少了什么。那会儿市场短缺,没有香蕉,橙子很难买到,甚至厕纸也常缺货,但作为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并不注意这些。对了,当时只有二个电视台,我们只能看这两个电视台播放的节目,还有报纸、杂志、广播的所有信息,都是被过滤的。

过去我们在学校只学俄语,但恰好我们的老师会英语,所以,我们课后跟老师学。上高中的时候,学校开始有英语和德语课,这是我经历的变化。

开放之后,去奥地利旅行,看到商店里商品那么丰富,非常震撼,但是,我们当时的货币不值钱,买不起任何东西,我觉得我们和他们完全是两个世界。

我上大学学习经济和国际贸易,那时候先有捷克斯洛伐克分家,后来都加入了欧盟,我感到困惑,为什么一方面我们一个不大的尚可运行的国家分开成两个小国,而另一方面,欧洲各国却在结盟。后来就算理解了吧,所有的一切都是政治的,好吧,政治家不真的关心人们在想什么,但是看重他们所认为的政治成就。

我认为欧盟这个计划是伟大的,但是人们必须看到很多事情并非公平地发生。十八、九岁的时候,我觉得欧盟将使欧洲强大,并使欧洲国家缩小相互之间的差距,但是后来发现,这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这将不会实现。现在,我们看到,如此多的政治在背后,或者说,政治凌驾于一切之上。还有欧元,我觉得这个主意是伟大的,但是,它的实施,有各种问题,有各种力量希望操纵其中,完美的理想终究是不可能实现的。

当然,我绝对赞同,捷克必须是欧盟的成员,这点毋庸置疑。捷克是个小国,不能独立于全球化经济和政治之下。

这些年,随着年纪,我越来越感到历史的影响,比如民族主义情绪在回归在增长,很多人都恐惧来自非洲或者阿拉伯地区的移民,因为欧洲太小,没有能力承担。

这三十年,明显不好的是,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他们不关心社会。他们一边追求自在的生活,一边期待奇迹发生,以为成功唾手可得。碰巧的是,政治家的雄心也在期待短时间出效果,他们希望改变,希望有所成就,于是制定一些不切合实际但看起来正确的政策。

比如让轻度智障儿进入常规学校班级,给予他们和其他孩子均等的受教育机会,这完全忽略了现实存在的差异。对智障儿来说,功课量是难以承受的;他们的行为有可能影响班级的正常气氛;需要给他们每个人分配一名专门的看护,而国家没有那么多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这都是现实问题,但人们被政治正确绑架,不敢说出真实想法。

这三十年,最明显的好的情况,是全欧洲都全面地走向真正的民主制度,我喜欢民主社会,因为我们可以为自己负责。过去则有赖于某些人甚至某个人的决定,而现在我们为自己负责,并且承担选择的后果,虽然无论如何都存在一些不平等,但是,我们可以在极大程度上自由选择。

欧洲的民主形式很好,多党制,可以有多种选择,不是非此即彼,但是,也因此没有明显强大的政党,总是组成多党联合政府,政党之间需要妥协,妥协意味着很难有强力的政策。

总之,我们对生活是满意的,重要的是我们有权为自己选择为自己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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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书展,图片来自:韩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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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书展,图片来自:韩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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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拉格书展,图片来自:韩葵

 

苏珊娜•李, 1989 年十四岁, 2019 年四十四岁。

著名翻译家、汉学家。

我记得很清楚, 1989 年对我来说,冲击很大,社会发生了大事儿,但不明白大家为什么游行。本来是很平静的很好的生活,当然是有黑暗面,但是没觉得需要革命。我父母不关心政治,他们也不是党员,家里从来不聊政治话题。后来电视台什么的都在说,我就明白了,接受了当时的言论。

个人来讲,我就是很自然的,有一些机会,就利用遇到的可能性,顺理成章地成长。我上的高中是非常好的学校,老师也没什么变化,都是很好的老师。我从小就学英语, 1989 年以后,大学在明显扩大,招生很多,比如帕拉斯基大学的中文系也是那个时候设立的。我一向对自己比较严格,还是比较有社会责任感,国家提供免费的大学教育,既然上学,就应该好好学习,毕业以后干一些对社会有用的事情。捷克有免费大学教育是非常好的,这个和过去没有什么区别和变化。以前对出国旅游是限制的,但我那时候是小孩子,完全不涉及。正好年轻的时候,开始有自由出国的机会,我们去英国去奥地利,到处旅游,这方面当然是自由多了。生活水平,对我来说一直在提高,我觉得捷克人的平均生活水平都一直在提高。

大社会的环境来说,我当然最怀念的是九十年代初期,那个时候不仅是捷克,全欧洲都是,非常开放、乐观、自由,大家都是微笑的,对未来充满希望。比如说我们年轻人,在马路上打车,就有人免费搭我们,在车上聊天,非常舒服也觉得非常安全,和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不一定说现在不安全,但是人和人之间有不满、有恐惧、有隔阂,也许现在是个成熟的状态。有可能就像,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不管如何看那个时代,也会怀念比如当时在天安门广场那种气氛啊,大家都怎么怎么疯狂。当然捷克没有那么疯狂,但是你经历过那种全社会的波动,而且是非常乐观非常开心的,这就跟你爱上什么人,初恋的时候,自己就很兴奋。我那个时候正好年轻,感觉很阳光。当时去英国,作为一个捷克的小姑娘,明显感到大家欢迎你,愿意跟你聊天,问你问题,聊捷克的古典音乐,好多话题。现在不一样了,所以,当然,九十年代初期的社会气氛是最让人怀念的。

政治方面,受到父母影响,我关心的比较少。但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是偶像,到现在都是。我现在不太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不是不明白,理性地明白,但是我不接受他们对哈维尔的批评,为什么泽曼(Milos Zeman)或者克劳斯(Vaclav Klaus)或者其他党派干的事情都要哈维尔承担责任,作为总统,根本不是他的权力去干涉那些。比如社民党和公民党签的《反对派协议》,捷克当时两个最大的党派之间达成的政治互通,这是 1989 年以后捷克社会发生的很大的错误,对健康的政治发展是有伤害的,我觉得到现在社会都在受这个协议的影响。

现在我感觉到突出的问题,社会的公共言论一定要有底线,作为公共人物,不可以随便爱说什么说什么,第一天说过的话,第二天就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但现在这种好像很正常,大家都接受,胡来没有带来应该有的负面影响。要么是我岁数大了,反正我不太愿意接受。我希望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因为不管是人与人之间,还是社会当中,是需要一定诚信度的。信守承诺,对自己说出的话做过的事负责,这是基本的道德准则,否则,世界就乱了。但是我相信,所有的事情都不是永恒的,不管怎么说,过一段时间也许有变化。也许我们需要经历这么一个阶段,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成熟的社会。

我觉得捷克的民主不是很成熟。民主制度,从理论上来讲是成熟的,但是人的心理不完全成熟。捷克还是有人情关系,关系好就可以走后门,捷克需要做得更好,一方面制度应该迫使人们承担自己的错误,另一方面是人的素质,制度需要由人改善。

我不觉得东欧和西欧的分界还有意义,尤其是捷克、波兰、斯洛文尼亚等这些国家,距离西欧更近,但是,肯定有之前留下的痕迹,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结束它的影响力,因为它的影响在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之中产生。

斯拉夫民族情结,从历史的角度肯定是有的,现在全球化对每个人的心理影响也比较大。但是,二十世纪那些血缘种族关系的观点基本都被否定了。我自己不认为我是斯拉夫人或我是什么,我认为年轻人不太会去这么想,包括大家到处旅游,会发现人和人没有多少不同。我觉得年轻人、我的圈子里,民族问题不成为一个话题。当然我知道,所有的国家都有保守派、民族派,我还是希望民族主义不会成为很大的问题,我们已经有历史教训了,这不是我们要走的路。

另外,如果从理性的角度看历史,你就会看到,每一次捷克、捷克斯洛伐克,亲东方和俄罗斯的时候,结果都不怎么好;和西方关系好的时候,我们的发展都比较好。当然,这是从理性角度,民族意识不是理性的事情。

我对年轻人感觉有希望,九零后肯定是,八零后可能也是,他们更有勇气敢去闯敢去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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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娜•李(左一),图片来自:韩葵

 

米哈尔•科贝切克,1989 年十五岁, 2019 年四十五岁。

历史学家,研究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思想史和政治史。

1989 年,我积极地跟进发生的事情,虽然只有十五岁,但我已经在想,我不喜欢当时这个国家的状态,希望民主革命,我在 1990 年代成长,这也是我的青年时代,享受着当时的自由。当然,自由也会带来问题,这是事实。但,我们还是更加希望自由的环境,我希望这个国家继续保持。

敌对和战争的时候,需要强有力的体制,对于和平年代,因为社会是多样化的,多样化是最可贵的,而任何极权都无法解决所有的多种多样的问题,没有比民主制度更好的方式,能令人们所有的兴趣和观点相遇相斥,在反对和争论中获得进步。

作为一个公民,对这三十年的评价,我认为加分多于减分,正面多于负面。

很多情况对于捷克社会、经济、文化是好的,负面的情况,比如贫富分化,以民主制度作为基础,在民主政治环境中,左翼应该努力发挥作用。我们是一个富有的国家,不应该有流落街头的人,社会可以提供更多帮助。政府不能强迫人们的行为,比如有人就想住在街上,只能由他去。但是,应该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可能。

我真的认为欧盟是一个难以置信的、雄心勃勃的市场自由和民主政治的结合体。作为欧盟的公民,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只要不影响他人的自由,市场经济、市场效率、政治民主和政治个人自由,这是欧盟公民的元素。欧盟的确需要有一个能够有效做出政治决定的机制,但这是很困难的,民主本来就有这个特性,而现在我们是二十四个民主。当然,当英国离开之后,我们很快就是二十三个民主。如何集中二十三个民主,在欧盟的民主层面上做出决策,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计划,我不知道如何能够达到,但是,我仍然相信欧盟。

作为历史学家,我必须说,这一段历史时期,是我们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社会有突出的变化。

首先,是完全的政治转型。我们有多党制的民主政治,我不是说这是很奇妙的,的确存在很多问题,民主是有代价的,需要支付。但这是开放的体系,很多政治论题、很多政党、很多政治势力互相争夺权力,这种竞争是可见的,发生在公众视野之下,在公众讨论之中,在议会中战斗,在媒体中战斗,这就是政治上的变化,开放的社会,开放的民主竞争制度。

其次,是完全的经济转型,完全改变了经济运行的逻辑,有制造业经济的转型,对企业实行私有化。三十年之后回头看,我们和西欧、全球市场经济兼容,这意味着我们非常融入欧洲和全球的资本经济,这同样意味着现在的经济对比三十年之前非常有效,也十分可敬。我是说,因为经济非常开放,而我们国家很小,经济量很小,非常依赖于德国经济、欧洲经济、全球经济,也容易因此受到冲击。但比如当面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捷克做到这个程度,是十分值得敬佩的。

国家组合与地缘政治上的变化, 1989 年我们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 1993 年我们分开成为独立的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现在回头看,我可以说这是好的。特别是捷克和斯洛伐克并没有比如巴尔干国家之间那样的敌对历史。分家后我们都加入了欧盟,这给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地缘政治情况带来了很大变化。我们成为北约和欧盟成员国,这些都是 1980 年代没有人敢梦想的事情。我们所在的地区曾经是苏联统治的范围,现在回归成为西方的一部分。

社会的变化,从三十年前推崇平均主义的社会,转变之后,产生了社会分化。对于民主社会自由市场,平均主义未必是坏事,但如果社会基础是平均主义,那会付出昂贵的代价。所以,我欣赏三十年前那段历史的局部,但不欣赏其整体。社会主义或者国家社会主义的理念,是不应该有在街上生活的赤贫者,把无家可归者的数量维持在最低值。我认为捷克的体制,以及欧盟的体制,具有相当的社会敏感性,不像英美,欧洲大陆国家试图在一定的福利规划中纳入最贫穷的族群,使他们的生活具有更多可能性。

泛泛地说,这三十年发生了难以置信的变化,因为我们改变了政治,改变了地缘,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文化,改变了社会,改变了经济。用研究者的话来说,这相当于三倍、四倍、数倍的转型,这的确是在我们直接可见的范围里最大的转型,这是非常有趣且值得研究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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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尔•科贝切克,图片来自:uni-jena

作者简介

韩葵,北京中学生通讯社首批百名记者之一,毕业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在布拉格生活二十多年,经营公司并从事文化交流,曾兼任凤凰卫视特约记者。工作之余,用文字记录在捷克的观察和体验,曾为《世界博览》、《看世界》等杂志供稿,并出版有散文集《落草波西米亚》、《布拉格 布拉格》等。捷中国际文化交流协会和布拉格中国作家居住地的联合创办人。

她说:“我在捷克生活了二十多年,先生徐晖甚至亲身经历了捷克斯洛伐克分家。捷克一国不能全权代表 1989 年发生剧变的前东欧国家,但算是一个角度,也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印象中九十年代空气比现在更好,下雪也多,现在已经好几年不需要扫雪了。那时候经济单调、市场单一、商品短缺,政府提供宽松的环境,吸引廉价的快货满足社会需求,也给相当一部分华人经营者提供了机会。现在购物中心、品牌小店林立,市场明显成熟多样;网络上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活动通知;年轻人不仅参加本地的活动,还会跟着芝加哥、伦敦时间,观看感兴趣的直播;人们在重要纪念日、在表达诉求的时候涌上街头……新生代已经缔造了他们的常态生活方式。旧的印记,可能还存在于一些意识不到的角落,但生活好像从来就是这样,也本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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