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死去之前，把我的故事带给外面的人

　　2月9日，媒体人张畅和作家邓安庆作为嘉宾参加了由中信大方主办的线上活动“重读这本书，就在此刻：《切尔诺贝利的祭祷》阅读分享”。在这个因为疫情而足不出户的假期阅读《切尔诺贝利的祭祷》并不是很愉快的阅读体验，张畅对切尔诺贝利事件中的亲历者，一群普通人的身份和生活状况进行了简单介绍，讨论了在苏联这样一个习惯英雄主义叙事的国家，普通人怎样成为了英雄，身在其中的普通人又对英雄的定义有了什么新的认识。

　　在这种体制中，很难说“切尔诺贝利事件”到底是谁的错。普通人的生死似乎不值一提，历史事件不费吹灰之力击碎了很多生命。在这场灾难中受害的普通人想用他们的生死把他们的故事传递出去，成为一个族群记忆的见证。

　　《切尔诺贝利的祭祷》，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著，孙越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8月版

　　张畅说，在这个足不出户的疫情期间，阅读《切尔诺贝利的祭祷》本身并不是什么很愉快的阅读体验，甚至要读几页就停下来喘口气才行。这本书没有绕过任何困境，而是直面撞向了现实，就像一把斧头劈向冰封的冻土，就是那么一寸一寸艰难地前进。

　　在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想捕捉心灵的常态，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切尔诺贝利对他们而言，不是比喻，不是象征，而是他们的家园。”他们是核电站的工作人员，他们按下了阻断的按钮，按钮却失灵了，爆炸和核泄露还是发生了。他们，成了第一批遭受烧伤和核辐射的人。

　　“他们”还包括在核电站爆炸之后，第一时间赶往现场救火和抢险的消防队员。他们以为只是扑灭一次普通的大火，穿的也是平常的消防服。这群最身强力壮的一群人，还是用老办法灭火，以为浇灭了火就能平安回到自己的家，回到妻子身边。

　　但是，大火却一直不灭，空气里飘着白色的颗粒，什么东西的表面都是亮晶晶的。接着，他们的皮肤开始溃烂，流血，躺进了用塑料布隔离的病房，然后一个接一个死在那里。

　　还有生活在这片土地的居民，书中叫他们“疏散区的居民”，他们原本只是听到了一声巨响，然后看到了直升机和军队，却不知道那是什么，也没有人告诉他们。后来他们得到了命令，需要举家迁移，几代人都在这片土地生活，地里种的番茄和土豆还没有收走，棚里养着奶牛，他们靠它们挤的奶过生活。他们丢下宠物（这些宠物因为被核泄漏污染，后来被集中射杀掩埋），放弃祖上的房屋和土地，在军队的指挥下搬走了。

　　有34万士兵参与了清理工作，他们从电站屋顶靠手推车和铁锹一点一点清理可燃物、石墨块、核电站的建筑残骸，清理完成后，他们会收到一张证书和100卢布的奖励，然后从军队退役，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外。有3600名士兵就在事故发生的反应堆顶部作业，夜里就睡在上面。

　　直升机飞行员需要在反应堆上空投放沙包，要进行几百次的投放，为了精准投放还需要把头露出机身，用肉眼观察。那是辐射最强烈的区域。因为无线遥控机械的电路板在高辐射的情况下也会失灵，所以上面这些工作就用人力来代替。

　　这些切尔诺贝利事件亲历者的口述，组成了《切尔诺贝利的祭祷》。这些人本来都是些普通人，没有什么英雄事迹，但当他们的故事组合在一起，就成为了珍贵的历史记忆。

　　普通人怎样成为了英雄

　　在阅读《切尔诺贝利的祭祷》时，张畅对一个普通人被塑造成英雄的过程进行了思考，在英雄主义叙事盛行的苏联，这些普通人又如何理解他们被称为“英雄的选择”呢？

　　在书里，有这样一段表述：这些投入抢险工作、清理工作、消防灭火的工作人员和士兵，大多数情况下对其中的危害并不知情。他们第二天从报纸上看到了对自己“英雄事迹”的报道之后还会怀疑：这是我们吗？这就是我们所做的工作吗？

　　他们中的一些人会在意物质的奖励，比如几百卢布的奖金、优秀称号的奖状；也有人虽不情愿但不能违抗军令，所以硬着头皮去了。但对很多人来说，驱使他们“上战场”的主要动力，来源于俄国人，尤其是俄国军人一直以来信奉的英雄主义。

　　书中提到一个士兵，他认为，能把红旗插在反应堆上方，让红旗在反应堆上方高高飘扬，最能体现一个人的“勇敢精神和英雄主义”。当时在苏联，也的确宣传过在核泄漏发生后的第四天，红旗就飘扬在四号反应堆上空这件事。而且还有人会去收集被辐射烧烂了的红旗，叠起来，放在呢子大衣紧贴胸口的位置，然后拿回家给孩子看。如果有可能，不乏有人愿意做那个爬上反应堆，插红旗的人。

　　但灾难面前的“英雄主义”未必就是无所畏惧，为高不可及的信仰、道义牺牲，就是无人愿下地狱而我下地狱。

　　张畅谈到书中一个清理员的讲述：难道事情历来如此？人总是配不上大事件。我父亲在1942年参加了莫斯科保卫战。直到数十年之后，他才从书里、从电影中理解他所参与的事。而他只记得：“我坐在战壕里，射击。爆炸弄得我们浑身是土。卫生员们把半死的人拖出来。”这就是他的全部描述。

　　这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而言，他所感知到的历史，不只是某一天一座核电站爆炸了，它还牵扯到国家的兴亡、人民的团结、政治的稳定、精神的传承，而他并不是要站在废墟上摇旗呐喊。

　　他所感知到的历史，是他无法和平常一样生活，他买的菜更贵了，地里的瓜果不甜了，奶牛不产牛奶了，空气里的粉尘让他不安。而在这种情况下，他乐意和身边的人分享自己的不安，自己的恐惧，分享自己得到的消息，他在想怎么拯救自己家里的一片菜地，怎么让奶牛生产出更多的牛奶，怎么让自己的家人和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让他们重新笑出来。他在意的是，作为一个“切尔诺贝利人”，当他们举家搬迁到其他城市，会不会有人拿他们当人看，而不是直接躲避开，嫌弃他们的头发里、身上沾有辐射过后的灰尘。

　　张畅特意提到李海鹏对“普通人的正义”的看法：这个世界需要少数精英守住道德天花板，更需要大多数人守住人性底线。如果每一个人，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守住人性底线和职业本能，世界即使不会变得更好，也不会变得更坏。大多数时候，决定我们现实命运走向的，或许是那些把持话语权的体制内的精英，但决定一个社会美德与精神存续的，还是每一个普通人如何守住正义，如何在最艰难的时刻做出合乎道理的选择。

　　“把我的故事带给外面的人吧”

　　除了思考普通人和英雄主义之间的关系之外，张畅还提到了在灾难中坚持活下去的信念。在书中，卡佳接受访谈时说：“假如学者一无所知，假如作家一无所知，我们就用我们的生与死帮助他们了解。”

　　“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之后，死亡的问题迅速蒙上了每个人的心头，变成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一个人人都绕不过去的话题。但这群普通人对于死亡的看法却是让人尊敬的，不是我死了，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而是我死了，我要趁我死去之前，把我知道的事、想说的话讲给你，让更多人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这样就不算白活一世。

　　一个疏散区的居民说：“亲爱的，你理解我的悲伤吗？把我的故事带给外面的人吧，那时也许我已经不在了。”他接着说：“我在地下……在树下……”灾难让这群人意识到，一个人的生命在历史中是多么“渺小、无助”，而所谓“伟大的事件会击碎一个小生命，连眼睛也不眨”。生命的意义，就从肉体的存活变成了记忆的延续，从一个人的衣食住行、吃穿用度变成了一个族群的历史见证。每个人都是见证者。

　　普通人不明白，不了解，所以不知道什么该信，什么不该信。百姓在电视和收音机前等了几天，终于在“五一劳动节”的领导讲话中，听到领导说“可以正常生活，局势在控制中”，于是放心了。

　　这个时候，上层关心的是权力，每个人都在等电话、等指示，但自己什么都没有做，因为害怕承担个人责任。图书馆里相关的书籍被收走了，核专家和物理学家被噤声了，疏散区的官员没有发放收到的口罩，都是因为“怕引起恐慌”。切尔诺贝利人变成了一个“单独的人群”、“全新的民族”，饱受歧视。无数人的命运就此改写。

　　最后，他们把核电站的领导关进监狱，事情就结束了。用一位受访者的话说就是：“在这种体制里，很难说谁有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