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与胡锦涛，都是“团派”？

　　【万维读者网】上官天乙26日于本网天下论坛贴出分析文章：王丹与胡锦涛，都是“团派”？ 全文如下。


最新的这波中国地方诸侯大调整，河南的书记李克强，江苏的书记李源朝，北京市
长孟学农，广东省长黄华华，以及可能“转正”的上海副市长韩正，都曾经是共青
团的领导干部。其中，李克强李源潮更与胡锦涛一样，有在团中央工作的经历。

此外，做过共青团安徽省委书记的杨永良，刚刚当选湖北省的人大主任；原共青团
四川省委书记杨崇汇，也得以连任云南省政协主席。

于是海外的中国政治观察家敏锐感觉到，中国政坛迅速崛起了一群有类似共青团背
景的人。这些人有的还公开以当年的共青团经历为荣，比如新任北京市长孟学农。
一时之间，仿佛真有“团派”这么回事儿了。

不过孟学农同时还大唱赞歌，说当年的共青团老领导胡锦涛“公道正派、不徇私情”。
如果在这回地方诸侯大调整过程中，胡锦涛因为有共同的共青团经历才出力提拔一
些人，恰恰徇了私情，不够“公道正派”，那么孟学农的这番话岂不是对胡锦涛的
公开讽刺，本想拍马屁却偏偏拍到了马蹄上？查孟学农历史，是从北京小胡同的社
会最底层摸爬滚打出来的，当过工人，类似李瑞环，并非得天独厚不学无术的“太子
党”，应该多少有点真功夫，断不至如此不识深浅。

再者说，如果真有所谓“团派”，孟学农一方面大声疾呼学习胡锦涛“公道正派、
不徇私情”，另一方面又公然为这个“团派”拉拉扯扯摇旗呐喊，就成了自己打自
己嘴巴子，自己出自己洋相，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亲手把新市长与言行不一的伪君
子划上了等号。完全不像精明的政治行家，倒有几分像是自虐狂。

依在下猜想，按照中国官场现象常常要从反面解读的规律，孟学农之所以敢于肆无
忌惮高举共青团大旗，倒有可能正是因为胡锦涛一贯“公道正派、不徇私情”，没
有拉帮结伙搞“团派”的丝毫把柄可抓，从而根本用不着小心翼翼躲避嫌疑的缘故。


从胡锦涛的角度看，姑且不论大张旗鼓拉帮结派不合他一贯“韬光养晦”风格。才
当总书记不久，国家主席、军委主席“转正”的严峻考验还在后头，正是特别需要
“公道正派、不徇私情”一碗水端平的时候，以便让该走的人尽管放心地走，想团
结在自己周围者不分五湖四海，心无芥蒂投奔而来。放着“真龙天子”“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光明大道不走，偏要踏上村野小民的羊肠小径，甘
心把自己局限埋没在小团体小帮派里头，提拔一小撮打击一大片，实在无异于搬起
石头砸自己的脚，自贬身份，自废前程。以胡锦涛的聪明才智，未必肯出此下策。


汉高祖刘邦经过儒生开导，醒悟到“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
经过毛泽东时代经济“穷过渡”，政治上“不断革命”不断动荡的折磨，中国共产
党也总算领悟到，能依靠“穷棒子”夺天下，不能再指望仅仅靠“穷棒子”治天下。
拓展政治基础，对巩固政权继续掌权有利，几乎已经是今天中共上层多数人的共识，
所以才有了从公开标榜“无产阶级政党”，到企图“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全民
政党的偷偷转变。胡锦涛当然是决策扩大中共政治基础的参与者，不可能不明白，
广大的政治基础无论对于国家、政党还是个人的平稳执政，掌握并巩固权力，都至
关重要。他已经官居全党的总书记，眼看就要当上国家主席，正是登泰山一览众山
小，视野空前开阔的时候，没有理由反而要退守到某一个小圈子里，压缩自己的政
治基础。

划分“团派”的主要依据是，是否当过团干部。既然如此，那么著名的海外民运领
袖王丹也理应是胡锦涛“团派”的一员。据王丹本人自述，他在中学里就比较关心
政治，是班级的团支部书记，学校的团委委员，区共青团代表大会的代表，甚至参
加过团中央的恳谈会。一直到高考的时候，还被评为北京市的优秀团干部。

可是当真把王丹与胡锦涛拉扯在一起，几乎谁都能看出是个政治大笑话，其政治幼
稚程度，恐怕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要望尘莫及。很明显，共同的共青团背景并不足
以抹煞他们在其它方面的对立和分歧，团结成一家一派。换句话说，有比共青团背
景更重要的东西决定着胡与王关系的亲疏远近。这种更重要的东东，是在过去共产
党教科书里大写着的理想、信念、主义、志向、路线的不同，而在我辈凡夫俗子的心
目中，则宁愿归结为利害考量的差异。改革开放了，资本家入党了，中国共产党的
同志们似乎也不再在乎理想、信念、主义、志向、路线的一致了，共产党终于腐化
堕落到我辈凡夫俗子的同等水平了，于是利害关系的考量在中国大地普遍地变得非
同小可起来。胡锦涛要为中国共产党继续掌权勤奋工作，王丹要为海外民运的夺权
事业努力奋斗，这就注定了他们老哥俩无论如何坐不到一条板凳上，虽然他们确实拥
有相同的共青团背景。

实际上，在火线入党成为历史之后、大力吸收知识分子和资本家入党之前的中国，
团员作为党员的后备军，团干部是党政干部的后备军。因为这个缘故，后来在党政
机关发达发迹的团员和团干部自然就多到海里去了，在胡锦涛及其稍后的年代，他
们堪称是中国党政干部的主要来源。而人类商品社会的法则通常是这样的：物以稀
为贵，大路货不值钱。党政机关的团员团干部既然多得比比皆是，他们相互之间的共
同之处或者一体归属感也就变得十分稀薄起来，稀薄得几乎没什么实用价值。在僧
多粥少的向权力高峰攀登过程中，互相竞争很可能多于相互合作。

简而言之，胡锦涛要么如同孟学农称赞的那样“公道正派、不徇私情”，根本不曾
拉帮结派，要么也应当是围绕共同利害关系形成某种派别。至于所谓“团派”，一
方面范围大而无当，没边没沿，人物形形色色，关系错综复杂，共同利害目标不明
朗，内在一体感和凝聚力极其稀薄极其勉强，因而缺乏战斗力，另一方面又势必激
起圈外人的反感，在胡锦涛身边筑起一道妨碍广泛团结全党全国各方各面的围墙。结
果显然是作茧自缚，得不偿失。

退一万步讲，胡锦涛一定要撇开利害关系去拉帮结派，那也应该以“我”为中心，
多拉几个帮，多结几个派，才是正理。比如“团派”之外，还应有“清华派”(在清
华读书，工作，8或9年)，“安徽派”(祖籍安徽)，“江苏派”(在江苏出生，成长，
十几年)，“青海甘肃派”(工作14年)，“贵州派”(省委书记，3年)，“西藏派”
(自治区委书记，4年)，以及“水利派”(在水利系统学习工作十几年)，“建筑派”
(在甘肃省建委工作7年)，等等。可是迄今为止，仅仅听说有“团派”。而实际上胡
锦涛做共青团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从1982年9月成为共青团甘肃省委书记开始，到1985年
离开团中央第一书记职务，去贵州当省委书记，满打满算不过3年时间，期间也并无
突出事迹特别值得留恋，倒是在贵州访贫问苦，在西藏平定动乱，多见记录。胡锦
涛凭什么唯独珍惜这短短3年的经历和交往？实在令人大惑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