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续走“要专政不要民主”老路

　　【万维读者网】亚洲时报在线撰文：去年12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前往澳门，出席澳门回归五周年纪念活动。外界普遍认为，此行是胡锦涛在全国人大会议召开之前彰显其在制定国内政策方面取得话事权的权威的重要信号。驻北京的欧洲外交官认为，胡派已经击垮了江泽民派的势力，虽然后者在政治局的9席中占了5席。从胡锦涛下令禁止任何有关民运、劳工、农民权利的活动，加紧网路封锁等一系列政治活动来看，他绝对不会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3月5日，全国人大十届3次会议将在北京召开。虽然中国宪法第5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有着3,000多名代表的全国人大，只不过是中共实现专政合法化的工具。不过，世界仍将关注中共在两会期间的一举一动，希望了解北京如何依法治国，矫正经济发展不平衡，实施其宣称的“可持续性发展”和“执政为民”。

在《第四代》一书的作者宗海仁看来，胡锦涛是中国共产主义最适当的接班人。胡锦涛在刘家峡水电站劳动期间，碰到了自己的知遇恩人甘肃省委书记宋平（1979年前后）。宋十分欣赏胡的观点与建议，不断用心栽培，破格拔擢。1982年，宋平甚至全力动用自已的影响力，促成甘肃省委推荐胡参加中共中央党校举办的全国中青年干部培训班。虽然一路仕途功绩无数，但胡锦涛在贵州和西藏任职期间却表现平平。

1989年1月，在胡锦涛受命赴西藏担任自治区党委书记之际，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因心脏病突发而圆寂。紧随着，西藏发生骚乱。3月5日，胡锦涛动用军警血腥镇压手无寸铁的西藏示威者，并下令戒严拉萨。几个月后，这一幕在天安门广场再次重演；而胡锦涛是最早表态支持党中央的三位省级地方领导人之一。

所有这些在边远地区工作的经历都成为胡锦涛步步高升的台阶。在胡担任西藏党委书记最后两年期间，胡实际上居住在北京，他抱怨高山反应使他不适应在西藏长时间居住。而实际上，他在抓紧时间构筑自己的关系网。在宋平的帮助下，胡锦涛1992年成为政治局常委。一直以来，他都树立自己忍耐、谦虚的形象，从不树敌。很快，他已经在党中央最高层工作──主管组织部，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即成为负责人事和宣传的政治局常委。事前事后，胡锦涛都不忘夸赞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直至自己将后者踹下马。

胡锦涛的执政理念可以从他对西藏问题的态度中窥豹一斑：他拒绝同年迈的达赖喇嘛对话，期望能有个更温顺的后来者。在新疆问题上，他倾向于镇压：“只要牵着牛鼻子走，我们就能实现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生活有序的局面。”但汉族占全国人口的近92%（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在大汉族主义面前，西藏和新疆要实现独立无异于疑人说梦。

胡唯一可能的对手就是曾庆红，政治局常委中的第5号人物。有熟悉北京事务的人指出，曾庆红希望为天安门事件重新定性，推广选举制，多党制，放宽新闻自由。虽然曾有实力竞争，但目前仍不被看好。

再看看温家宝的历史吧。在89动乱时，温家宝是赵紫阳的得力助手。在赵“犯有严重错误”被冷藏后，温因不断的“自我检讨”而得以幸免。随后，他又转行搞经济工作。在江泽民大搞经济改革时，经济专家自然提升得快。1998年时，温家宝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党组成员，中央金融工委书记。


不过，目前温的位子坐的并没有胡锦涛稳当，因为江泽民的羽翼都在后面虎视眈眈，如分管财政、金融工作的副总理黄菊和分管政府工业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副总理曾培炎。温家宝若要进行国企、国有商业银行等领域的改革，必将遭到两人的抵制。庆幸的是，胡温新政府正着力培养党员的意识形态，提拔技术和政治都过硬的干部。

邓小平宣扬“致富光荣”，江泽民创造了“三个代表”（中共不仅要取悦农民和工人，更要获得中产阶层的支持）；而胡锦涛，除了一贯为维护统治而所谓的“对党忠诚”等口号外，还没有自己的大旗。当然，胡锦涛并非等闲之辈。2000年，仍时时处处受到老江打压的胡锦涛强调学习“三个代表”的重要性。不过，如今胡已党政军三权在握，把“三个代表”冷藏了起来，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树立自己的威信。

中国的共产主义是通过革命性的民族主义体现出来的。正是通过动员全国人民，中共靠着小米加步枪，打败了蒋介石美械装备起来的军队；在邓小平改革开放时，中共一方面确保农民不会闹事，一方面员警部队随时待命，准备镇压。当无数城市工人开始从改革中获益时，中共才松了一口气。中共开始吸收知识份子加入，后来发展到中产阶层。虽然百姓未必爱“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但它却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从村支书，工厂老板，到新闻编辑、大学教授，各行各业都有中共的身影。

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新模式却走到了十字路口：社会结构分裂，政治局面僵死。中共能利用改革的驱动力，造就如此辉煌的经济成果，就连驻扎北京的外交官们也叹为观止。“中共也意识到，对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进行极权控制已经走到头了，必须对未来进行重新规划了。以后，中共未必能掌握细枝末节，但它希望仍可控制大局。毕竟，国家机器还在它手中。”

虽然只图“控制大局”，中共却面对不少头痛的问题：腐败、滥用职权、国企改制、劳工纠纷、犯罪率升高、工业和交通事故、环境污染等。无论是广州，还是上海，很多民众认为，“中共只知享受权利，而不愿尽义务。”

当然，中共对批评的声音还是十分敏感的。党内的知识份子已经开始对问题进行诊断，并尝试找出症结。从各项宏观指标看，2004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近十几年来最好的时期，以此为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培林博士指出了2005年七大发展趋势：

1．经济将继续高速增长；2．“入世”保护过渡限期将至，垄断行业（如银行、汽车制造业）改革到关键点；3．农民市民化的城市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4．老龄化问题逐步显现；5．劳动关系的紧张会造成普通劳动力供给的虚假短缺；6．子女教育费用将对家庭消费倾向产生重大影响；7．代际之间的价值观念将显示出更大的差异。

去年年底，中国社科院发表的2005年的《社会蓝皮书》以《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中国》为题，则在更进一步分析了2004年的社会发展状况和2005年若干社会发展趋势后，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和7大措施。

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应该是：扩大社会中间层，减少低收入和贫困群体，理顺收入分配秩序，严厉打击腐败和非法致富，加大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把扩大就业作为发展的重要目标，努力改善社会关系和劳动关系，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各种社会矛盾，为建立一个更加幸福、公正、和谐、节约和充满活力的全面小康社会而奋斗。

1．扭转财力过分向上集中的态势，加强转移支付力度，缓解基层财政的困难；2．继续加强反腐败、反贿赂的力度，逐步理顺收入分配秩序； 3．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强税收执法力度，打击非法致富； 4．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缩小城乡和地区差距，减少贫困； 5．促进城市化，改变就业结构； 6．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大国； 7．建立全民的节约型社会；

去年9月，胡锦涛讲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关乎到党的生死”，希望加强反腐能力。但问题在于制度本身。比如，农民和工人若对政府有所不满，唯一的投诉方式就是上访，就像古代的告御状。然而，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博士发现，虽然上访事件以每年50%的速度递增，然而真正能通过上访解决问题的却屈指可数。另有调查资料显示，50%以上的上访者，曾因为上访遭到政府部门的各种报复。

由于担心赵紫阳的去世可能引发一场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中共完全控制丧事的安排。很多人因为到灵堂悼念或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受到殴打，甚至被关押或跟踪。

千百年来，中国的学者扮演着开导统治者的角色，如今却像稀有物种一般。这些人要么很少参政议政，要么“沈默是金”。正崛起的中产阶层享受着中共种种优惠政策，自以为享受到美国般的民主，故此安于现状，中共当然乐见此景。中共宣称，中央深得百姓拥护，中国已实现了“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但考虑到中国人口众多，选举制实为不必之举。

驻扎北京的欧洲外交官证实，中共对欧洲传来的民主气氛甚为紧张。先是乌克兰选举，又是格鲁吉亚选举。很快，民主选举就降临到与中国毗邻的吉尔吉斯。中共害怕民主“病毒”会入侵新疆。上月，中共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警告国人“国际敌对势力从未放弃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

中共认为散播民主“病毒”是华盛顿的阴谋。可见胡锦涛对知识份子的镇压仍会持续下去。中国的线民们承认，网路很难撼动中共的根基。任何对中共表示不满的人，一旦被发现，都会受到入监、流放的威胁。中国的论坛上四处充斥着反美、反日等民族主义言论，是因为中共早已通过防火墙过滤了大部分的反共内容。

胡锦涛认为，中国情况复杂，推广民主必将导致混乱；而专政是中国目前最好的选择。在他看来，中国不需要戈尔巴乔夫，而需要皇帝。如此看来，一党制继续主演中国政治，而民主的春天不知何时才降临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