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究生惨遭导师剥削 连民工都不如

　　【万维读者网】万维读者网上官天乙综合报道：北京某高校，4名工科研究生坐在一间实验室里，他们来自两个年级的两个专业，在两个半小时的访谈中，他们多次向记者抱怨：“这个 研究生念得真没意思，读得太失败了。”据中国青年报3月2日报道,让他们如此痛苦和无奈的是“没有碰上一个好导师”。在一年半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其中的3人都在给被自己称为“老板”的导师做着与专业没有关系的项目。

　　　 今年6月即将毕业的张勤一提起导师，情绪就很激动，说着说着他猛地一拍大腿：“往事不堪回首，很郁闷很压抑，我都担心自己的心理被扭曲了。”因此他一再对自己强调，“千万不能变态”。

　　　 2003年9月入学的王克，研究生学习已经过半，他告诉记者：“剩下的日子也只能在痛苦中熬过，再苦也就一年多。”尽管学的是热门的应用技术专业，但王克认为自己未来的工作前景并不乐观，至于专业，“等毕业后重新再学吧”。

　　　 2004年7月，王克参加了导师的一个庞大的项目。他的任务是把在全国挑选出来的7000多所中小学校的相关情况由文字转化成一定的格式，然后录入数据库。“7000多个啊，当时脑袋全懵了，感觉要完成任务简直是遥遥无期”。

　　　 查阅资料、扫描、校对，按格式录入，这是本科学土木工程的王克的主要工作，他称之为“体力活”。“高中水平的人就能应付下来，与专业毫无关系”。一连3天，王克扫描了3000多页资料，眼睛花了，手也麻了。“刚开始，一天顶多能介绍完6所学校，现在最快也不到10所。”做了已经快半年的王克，完成的学校还不足200所。“每天几乎是一起床就呆在实验室，直到晚上睡觉，有时还要熬通宵。”尽管如此，王克的速度也无法快起来。但导师催得很紧，有时一周能接到他好几个电话。

　　　 按导师的要求，到今年10月，王克必须完成规定的任务。200多天内，要完成从200所到7000多所的跨越，王克即使不吃不喝不睡觉，利用所有的时间，也很难完成。“我想至少也得完成四五千所吧。”憨厚的王克担心，“没法向老板交差”。


给导师打工月薪只有400元，连民工都不如


　　　 赵文现在很累，一边给导师做项目，一边还得挤时间做毕业论文。去年论文开题时，因为对题目提不起一点兴趣，他找到导师想换题，导师漫不经心地说：“我手里只有这个项目，你不想做这个论文，那去找其他的导师吧。” 如今，导师想让他直接读博士，好继续做这个未完成的项目，但赵文已想得很明白：“我必须跳出这个火坑了。”

　　　 没什么休息日，有时还睡不好觉，但作为“老板”的导师一个月只给赵文400元。在“导师”面前，他觉得自己连民工都不如。对于导师的苛刻，赵文以前心理一直很不平衡。但现在，他发现“好像大多数导师都一个样”。两年多来，赵文接触了校内外不少理工科专业的研究生，大都觉得读研很郁闷，能做自己感兴趣又与专业一致的项目的研究生，太少。

　　 钱锐是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他所在的研究所提倡将论文方向与项目结合起来。“如果结合不起来的话，就只能大部分时间做项目，另找时间做自己的东西。”钱锐说，“项目如果和专业一致，而且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话，多参加项目还是有好处的，否则就是纯粹地给老板打工。”

　　　 研三的钱锐入学时就参加了导师的3个项目，但他的运气不好，这些项目都已接近尾声，而导师又没有其他的项目。所以，这几年来，钱锐对项目的主要“贡献”就是“后续的维护工作，很琐碎，收获不大”。

　　　 2004年2月，上海交大计算机系一位66岁的博导遭到9名研究生的“罢黜”，原因在于这9名研究生认为，导师让他们长期为他的公司做项目，而疏于对他们的学业进行指导，使得他们无法进行真正的研究。导师最终被更换。“我特别能够理解他们，如果读研的主要任务就是给老板干活，读研还有什么意义呢？”研究生张勤说，他非常渴望能够改变目前这种导师“压榨”学生的状况，“不然，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就真的完了。”在他眼里，导师和学生应该是平等的，“但由于导师能够决定你能不能毕业，我们有苦也不能诉”。

　　　 张勤曾试着将导师的情况向系主任说过一次，但没有一点用。“系主任肯定不愿得罪导师。”对于这个举动，张勤现在想起来有点后怕，“好在导师不知道我在告他的状，不然我的日子会更糟”。

　　　

“导师老板”是一种教育腐败


　　　 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的许纪霖教授是上个世纪80年代毕业的研究生，在他的印象中，理工科研究生称导师为老板的现象当时就有了，但是不普遍。“1992年，中国进入市场化以后，老板成为一种尊称，不再有贬义，学生称导师为老板就开始普遍化了。”许纪霖说。

　　　 对这种称呼，很多导师欣然接受。称导师为老板，这是不是研究生和导师之间关系的异化呢？许纪霖说：“这种称呼背后其实包含某种无奈。”

　　　 在他看来，导师和研究生之间确实存在一种雇用与被雇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更可怕的是，“研究生除了自己的劳动力，连在学期间的自由也被卖掉了”。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许纪霖认为，关键在于改变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作为弱势的学生，永远在被选择而没有选择权。”为什么学生不敢向系里和学校反映那些问题？“就是因为有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如果改变这种关系，导师也就会有所顾忌。”

　　　 如何改变呢？许纪霖认为，要改变研究生一入校就被分配给某个导师带的做法，赋予学生理性选择导师的机会。“在一年或一年半的基础学习阶段，研究生应该属于整个学科而不是某个导师，在写论文的时候，才开始跟导师。”

　　　 对于学生帮导师打工之事，“关键问题在于学生干的是什么样的活，如果与研究方向有关，也没什么可说的，因为能提高自己的科研和创新能力。”任东教授说，“如果是完全和研究生的研究方向无关的课题，对于生活困难的学生来说，在节假日帮导师干一干，赚点钱来维持生活，也无可非议。”但任东强调，“大量占用学生的时间来干和研究方向无关的事，那只能导致学生对导师的敢怒不敢言，导致师生关系的紧张和异化。”

　　　 因此，他也主张实行双向选择。“研究生一年级不要分导师，让他们充分地了解导师的情况。那些经常利用学生当廉价劳动力的老师，在学生中的口碑肯定不好。研究水平和人品都不好的老师，在双向选择中就会被淘汰；同样，如果学生一入校就混日子，也会被淘汰。

　 人民网3月2日止凡文章说，学生称呼导师为“老板”，历史似乎并不短。但在一开始，这只是被学生作为一种表达对导师不满的方式而在私底下存在。不想到了今天，“导师老板”竟已如此普遍，而且似乎蜕去了原先的贬义而逐渐成为类同于教授的某种“尊称”。

　　研究生到底都该“研究”些什么？难道就是给“老板”打些和专业不相干的杂工，把“老板”伺候舒服了到时就拿毕业文凭？只要平时廉价劳动力当的足够多，跟“老板”关系足够好，于是,没有考不上的博士，没有毕不了业的硕士。试问，这样的“研究”质量难道就是研究生教育所欲达到的吗？

　　文章认为，“导师”是传道授业解惑；“老板”是趋利赚钱发财，这两者是完全不应该也不可能等同的概念。“导师老板”首先是对学生的极端不负责，同时也是对教育的极端不负责，更是对社会的极端不负责。正如“红顶”和“商人”相结合是一种腐败，“导师”和“老板”相结合也是一种腐败。必须站在教育腐败的高度看待这一问题，重拳出击整肃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