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水先生带徒弟 年收费30万

　　【万维读者网】万维读者网上官天乙综合报道：在悠缓的佛乐和笃笃木鱼声中，长期被视为封建迷信的风水之学，正在偷偷摸摸而又顽强地在中国农村和城市向人们展示它的蓬勃生机。它的背后，隐藏着蔚为壮观的产业发展与现代社会的冲突与协调。

媒体报道称，号称“中华取名第一家”的宏名轩，业务范围包括起名、算命、调风水、带徒弟等等，主持人巨天中带高级徒弟的收费每年高达10万-30万元。

据悉，中国风水人士分为3种，第一种在大学、研究机构做学术研究，第二类穿插于政界、商界间为“精英人士”做参谋，第三种是街头江湖人士。

湖南省统计局3月30 日消息称， 湖南衡阳农民落后、愚味、无知的消费习惯大量存在，赌博盛行、迷信猖獗。曾一度绝迹的赌博，封建迷信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传统的麻将，纸牌等娱乐工具已成为专业的博彩工具。与此同时，风水先生，算命先生，神汉巫婆的生意十分走俏。民建房下葬要请风水先生看风水，娶进嫁出要请算命先生敲定皇道吉日，尚遇天灾人祸请神汉巫婆驱邪避灾。


　　从农村到城市


　　南方都市报4月13日报道说，清明期间，交通总是会拥堵，总是有地方发生因为烧纸钱放鞭炮引发的火灾，有的地方还出了人命。但人们似乎不再把清明时节上坟、祭祀这样的活动看成是封建迷信而加以侧目，有人提出，应该把清明设为法定节假日，以国家大祭的形式来组织祭祀活动。

　　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已经在进行。今年清明节，陕西进行了最大规模的祭拜黄帝陵活动，海内外炎黄子孙5000余人聚集在陕西省黄陵县黄帝陵新落成的祭祀大殿前，以“九鼎八簋”的传统礼制及浩大乐舞等祭拜轩辕黄帝。据报载，今年黄帝陵祭祖首次采用国家祭祀规格，遵循古代以青铜器作为黄帝祭器的传统。清明已经成了除春节外最隆重的传统节日。

　　而常与祭祀联系在一起的有关风水的事情也正在成为一种“事件”，引起人们的关注。黑龙江青冈县芦河镇拥军村原村支书王国君，请了风水先生来看祖坟，风水先生挑选了一个小山坡，对村支书说这里的风水最好。于是村支书在那里大兴土木，占用土地300多平方米修建了一座豪华大院，大院雕梁画栋极尽铺设自不必说。2000年建好后，这位支书把他家的祖坟迁到了这座豪华大院。

　　“在中国农村，由风水引起的家族、宗族冲突经常发生，政府对这些事往往无从着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宗教研究所的陈进国说，他的家乡是在风水信仰浓厚的闽南地区。

　　风水的力量所及之处，是整个中国。Alan，一个“黄皮白心”的“香蕉人”——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成长的华裔，在上海虹桥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当他公司生意不顺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找一个风水大师来给他的公司调风水。在此之前，对于风水，他已是身体力行：为了防“漏财”，公司的窗户是常年不开的，每个员工的桌子旁都放有一棵“招财树”，在最重要的部门财务部，挂着好几串的铜钱。

　　从香港来的风水先生说这些还不够，并且有的做法还错了。比如百叶窗不该是白色的而应该是黄色的，他建议办公室要挂两个钟，一个是圆形的，一个是八角形的，墙角应该放一个罗盘，他还在Alan的办公室的墙上挂了一张八卦图。

　　这一切与这个现代化的写字楼显得格格不入。“现在的很多港资台资公司都这样做。来到中国就应该按照中国的方式来做。”Alan显得有些得意。他给那位风水先生的报酬是10万元，他相信这物有所值。



“21世纪的热门专业”


　　在风水行业内，香港、台湾来的风水先生收费是很昂贵的，因为这两个地方的风水活动从未中断，一直风风火火，像Alan这样求助于风水先生的人认为他们的“道行”自然要高一些。 而大陆的风水活动从上世纪90年代后才算重新开始，而在以前，风水活动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全国各个大城市的著名寺庙周围，那些隐居民间的风水先生们以“文化咨询、策划”的名义通过工商局的登记后，来这里安营扎寨，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探出头来，虽然表面上小心翼翼。而北京，是风水行业最兴旺的城市，雍和宫附近以某某“轩”某某“庐”为名字的众多店铺显示着这个城市风水行业的兴旺。

　　无论是师出名门的“江湖豪门”还是自学成才的“草莽英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掌门坐堂，一个当家做所有的活，价钱上也没有等级区别，个人取名一般收取150元左右的费用。

　　而像正名庐、宏名轩、鹿鼎这样的大“帮派”，则要繁复和昂贵很多。以号称“中华取名第一家”的宏名轩为例，个人取名分为3个档次：专业取名、专家取名和主持人取名，价格分别是198元、498元和1980元。但宏名轩的业务早已超出取名的范围，有“姓名系列”、“名理系列”、“设计系列”、“环境系列”、“培训系列”等，起名、算命、调风水、带徒弟等等，每一项的收入用“财源滚滚”大概可以形容其兴隆，以主持人巨天中调阴基为例，北京市内收费是1万元1次，外地是2万元，并且需要提前预约。而他带高级徒弟的收费更高达10-30万/年。与传说中孔子当年的收费标准--3块腊肉相比，简直天渊之别。

　　这其中，最有名的大概要数邵伟华的公司，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都有其公司产品的专卖店。“我们公司是全国最大的，并且是按照现代企业的模式来进行管理的。”在深圳天安国际大厦的办公室里，邵伟华这样说。他被称为“易学泰斗”，他写的4部书成为风水行业的教科书。

　　1994年，邵伟华在他的家乡湖北鄂州开了“邵伟华周易研究中心”，1998年他把公司搬到广州，几年后在深圳他开了分公司。“周易也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正规化、科学化、产业化和国际化，做到‘以易养易’。”邵伟华说。

　　以易养易的途径在邵伟华的公司有三：提供“信息咨询”、卖吉祥产品和培训，他的公司也相应地设置了“预测部”、“培训部”和“产品部”。“我们要走南泥湾的道路，可以说我们是一家扶贫公司。”邵伟华说。

　　“风水行业是21世纪的热门专业之一，解决就业，永不下岗且愈来愈精的职业，为人谋求幸福和健康的、光荣的，助人的职业。”湖南的李三伏这样说。这位矿产研究院的研究人员目前在深圳一带活动，他的目的是在深圳堂堂正正地开一家“风水公司”，而不需要打着“文化咨询”的幌子。“但是时机还不成熟。”他的弟子袁绍武说。


明与暗三种人


　　“做生意的很多都相信风水，尤其是在房地产这一行。”丁悦家说。这位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生原本学的是绘画，但现在他在风水圈内颇有名气，一般需要熟人介绍，当然还要5位数以上的酬劳才能请得动他。

　　遇到生意不顺的时候，房地产的开发商或者销售商会把风水当成重要的原因之一。左其名几年前在东莞做房产代理商，房子出人意料地难卖，经朋友介绍他请来了丁悦家，对楼盘的风水做了调理。

　　“房地产行业可以说是离不开风水，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地区。我们的售楼人员都经历过风水知识的培训，因为很多的客户会问到风水的事情。我们也对设计人员提出在设计楼盘和房型时考虑风水的因素，其实他们很多人都懂个一二三。”左其名认为，如果房产业到了买方市场，风水更会成为房产商手中一张不可或缺的牌。

　　“风水也称堪舆，堪就是天，舆就是地，由于同属于‘究天人之学’，堪舆术一直作为‘官学’的形式存在。儒家之‘儒’，和‘巫’很有关系。可以说，重视趋避宜忌的堪舆与择日传统一直在影响着中国民间社会的日常生活。”陈进国说。

　　事实上，风水术中关于建筑、生态的内容，被现在的景观设计和城市规划学者所用。一个城市规划的设计者在为城市的建筑、道路项目规划的时候，是否影响城市的“龙脉”成为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1982年，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设计的中银大厦引发的一场“风水官司”被热炒了很长时间。中银大厦被设计为四把刀的形状，其中一把指向汇丰银行，一把指向当时的总督府。为应付中银大厦的“挑衅”，汇丰银行在其大厦楼顶架了四门大炮，而港督府则种植了6棵杨柳。“建筑师都相信建筑风水的。”贝聿铭说。

　　此时海外的风水已经很有气候，不单是像贝聿铭这样的建筑大师在实践运用之，在学界，台湾的李亦园、日本渡边欣雄等学者对风水的研究已很有成果。　“大陆的风水研究落后海外一大截，并且风水还被当成异文化来看待。我们缺少本土化的视角。”陈进国说。

　　据悉，中国的风水人士分为3种，第一种在大学、研究机构里做学术研究，第二类穿插于政界、商界间为“精英人士”做参谋，第三种就是在街头的江湖人士。


　　“灭顶之灾”与“复活”


　　在文化人类学家那里，风水不是一个可以赚钱的工具，而是解读中国乡村社会的一把钥匙。美国教授林耀华“小说形式的人类学专著”《金翼》中，金翼之家有一个很好的风水地形。那是上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的生活，人们用风水来解释一个家族的兴衰。

　　但就在此之前不久，风水遭遇了一场大批判。“五四运动时期，出于救亡图存或思想启蒙的需要，中国掀起了对传统文化急风骤雨的批判反省。在社会进化论思潮的冲动下，人们匆匆拿起了‘科学’的武器，要粉碎一切阻碍社会进步和文化复兴的所谓封建迷信--另一种说法是文化残存，笼罩着神秘面纱的风水术数，自然成为文化批判的靶子。”中国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陈进国说。

　　如果“五四”只是在思想界掀起“头脑风暴”的话，那么解放后风水更是遭到“灭顶之灾”。当以唯物论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风水活动被禁止，人人谈而色变。风水在影响中国几千年的人文生态后似乎已被清理出历史的舞台。

　　然而，“传统的东西最难改变”。上世纪80年代，另一个美国教授来到厦门近郊的“林村”，村支书叶文德带领他去参观叶家的祖坟，用风水的理论向美国教授解释自己几十年来的兴衰荣辱。美国教授是人类学家黄树民，黄树民以他和村支书对话的形式写了《林村的故事》。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传统力量的风水观念在中国的这块土地上是怎样的根深蒂固，从另一个方向看，也可以得出中国几十年来对民众的唯物主义教育并没有成功的结论。”陈进国说。他是福建人，金翼之家和林村的故事都发生在他的家乡。

　　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一代，更是轻而易举地把唯物论的教育放到一边，而把风水作为一种可以接受的理论和力量。

今年年初，报纸上说，广州的中小学生为了考出好成绩，对于“校园风水”言听计从：坐在床上，把书放在叠起来的被子上复习、做题；把客厅里沙发上白色的抱枕拿到床上的一个角落放着；复习的时候一定要朝着南面。这些都有着风水上的考虑。

　　“就个人而言，生命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就需要有一套价值、信仰来应付被强大的外力打断了的生命进程。我们的社会没有唯一的神，国家权力不再钳制信仰，不用权力来规定、法律来制裁的时候，人们就会选择其它的价值来替代现有的价值。”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说。他把这看成是“复活”。



　　有合理的成分



　　“这方面的事情只能静悄悄地去做，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只是一点契机，我不希望在这个时候把风水当成靶子送给人去打。”广东社科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雷铎显得小心翼翼，他认为从事风水工作，需要学会“打太极”。

　　几年前，他在大学里开设风水学的课程，很受学生的欢迎。当他整理讲义准备出一本风水学的教程时，他受到当地报纸的批评，说“大学教授搞封建迷信”，他的课程也被迫取消。

　　雷铎既然是“广东省周易研究会副会长”，自然是会打太极的，如今他的课程继续在上，当然没有再叫做“风水学”。“关于风水的知识，我们叫风水学而不是风水科学，就像中医，是中医学而不是中医科学，作为国学，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雷铎说。

　　雷铎认为风水里头肯定有合理的成分和不合理的成分，“面对一个烂苹果，对一个很饥渴的人来说，全部吞下固然不好，全部抛弃不但是可惜，而且是做错了。我们要做的就是用传统的智慧解决现代人的问题。”

　　陈进国提供了这样一个事例：云南丽江是毒品泛滥区，用现代的方法禁毒，效果不明显，中央民族大学的一位学者在当地的传统节日“虎日”举行祭祀仪式，在仪式中吸毒人员找到了家的感觉，戒毒效果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