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菜价猛涨 胡锦涛新农村建设败局已定?

据九派神州报道：到现在，我们的确看到了黄宗羲定律得以呈现的现实版本。我坚定不移地认为，黄宗羲定律在目前的别开生面是大势所趋并无法避免。在威权政治体系当中，对于权力的狂热追逐与不遗余力地捍卫，造就了对于农民的毁灭性打击。这种打击，绝不比以前要好哪怕些许。目前各地权力机构的物质与精神收益冲动之中，最突出的就是 GDP导向下的经济增长考量压力，舍此而外，类似就业、社会公平等都不在话下。因此，人力资本水平非常低劣的农民就成为改革代价最经济便捷安全承担者的不二选择。

民以食为天，所以这米面粮油的价格一直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事情。不过近日记者发现，油菜，小白菜这样的带叶子的青菜价格一路猛涨，现在是叶菜上市的好时候，这价格怎么就上去了呢？一块多钱的波菜，现在涨到四块钱一斤；而原来两毛钱能买到的小白菜，现在一块钱一斤还算便宜的；还有油麦菜，直接就涨了一倍，两块一斤；就连价格很少变动的苋菜，也从两毛涨到了一块五。在新发地市场记者发现，带叶子的菜最近的价格是一路飞涨，这让每天都来批发菜的消费者是叫苦不迭。某酒店采购员：“太贵了，原来每天花两千，现在三千都打不住……”“再这么下去，真要买不起了……”虽说叫苦连天，可这菜还得买，而且还没有太多的挑选余地，因为满市场就这么几十个卖叶菜的菜农。新发地叶菜区经理刘僧会：“原来这里每天都有650多辆运菜的车，现在最多也就200多辆，一到下午这里水泻不通，恨不得一百多人围着一个卖菜的买菜。”买的多卖的少，这就难怪叶菜价格一路走高了。因为叶菜的保存期只有24小时，所以只能由北京近郊的菜农来供应，平时他们都是用这种三轮摩托或改装的平板车把叶菜拉到新发地来卖的，可最近随着对黑车的整治力度的加大，他们的运输工具也被划入了查缴没收之列，所以这出门卖菜就跟做贼似的了。这就难怪虽然菜价不低，可他们却是一脸愁云。菜农：“菜都出不来啊，现在交警看着就扣车……”“提心吊胆的出来，看着交警就躲……”有菜在手却只能烂在地里不能卖钱，难怪菜农高兴不起来。记者跟着菜农来到了菜地，刚下车就发现一个月前就应该出售的香葱现在还在地里，已经快长成大葱了，而且估计没几天，就得枯黄的跟小麦差不多了。菜农：“晚点再出去，现在查的厉害，安全不安全的也得去啊。” “这早就能卖的菜不能摘，没法运 少卖了好多钱。”买车钱，油钱，养车钱，这几万的支出让年收入也就万八千的菜农只能选择三轮摩托这样的交通工具，可现在三轮成了黑车，想上牌都没法上，所以一旦被扣，七八百元的罚款就让他们一两个星期的收入泡了汤。一边是菜价飞涨，一边是枯黄在菜地之中的叶菜，这还真让人左右为难。（2006年8月23日北京电视台《首都经济报道》）

记者在建议观点里写道：

1.几乎每个菜农都有被扣车的经历，想拿回车都是交了七八百。可是买大车买不起，运几百斤的蔬菜蹬平板车又太远。

2.现在菜农都和交警打起了时间差，早七点前赶回家，晚七八点再出门。危险自是有，但他们为了生存别无选择。

3.市场方面也考虑找个队伍专门收菜，可他们没有经营权，而且肯定要压价，菜农自是不会满意。

4.因为每人每户就两三亩地，而且收割季节不统一，因此想集体租个大车也不现实，而且对他们来说费用实在太高，他们承担不起。

“最近菜价又涨了！”这是现在北京人普遍惊呼的事情。

按理说，目前正好是蔬菜收成大规模上市之际，菜价应该一路下跌才是，往年曾经出现由于菜农消息闭塞分散经营，很多时候都会造成种植品种普遍撞车形成菜贱伤农的景象，一堆堆鲜亮饱满的蔬菜只能甩卖，为此人们很是为菜农的境遇担忧，由于信息不畅组织化程度低等因素，使得菜农往往都成为市场的牺牲品，城里人获得了便宜的蔬菜，表面上看得了便宜，可如此循环当中菜农却被伤害，来年则以自己的“理性选择”让城里人晓得厉害。

但今年此时，菜价怎么会逆流而上不降反升呢？人们对此非常困惑。面对“叶菜比鸡蛋贵”、“叶菜市场处于菜荒状态”、“菜都烂在地里了”……等等一反常态的景象，人们都在问：这是为什么？

从报道中看，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单纯是菜农与城里人的利益交换或者博弈，这场游戏已经远非零和或者双赢可以形容的，因为，游戏里面搀杂进来了一个新的角色，而这个角色由于其身份特殊于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既参加游戏又仲裁游戏，玩得舒服时还凑合，假如稍微有点差池就掀翻桌子重新制定规则。这个角色实在过于庞大，大到了任谁都无法撼动其存在和在游戏中的搅和。这个角色，就是以城市管理部门和交通管理部门为代表的城市政府。

这种情形很容易让人想起几天前发生在河南的事情。媒体报道，7月15日上午，温家宝到河南视察工作。在洛阳市孟津县送庄镇，他听说了斗胆进言说当地果农因为市里搞“创建”，农民没有固定摊位和证件因而进不了城，桃子都不能卖，马上对陪同的地方官员指令解决问题。“7月15日当天下午，洛阳市委市政府委派一副市长在孟津县送庄镇召开座谈会，邀请包括李剑雷在内的部分果农进行座谈，听取果农的建议。第2天，经过连夜磋商，洛阳市立即以市委市政府的名义公布了解决办法：在城区原有农贸市场的基础上，增设62个瓜果直销点；由城建部门划定区域，工商部门负责管理；对在直销点销售瓜果的农民，除每天两元卫生费外，免收一切费用。此外，针对果农反映的进城容易被罚款问题，洛阳市要求，由各县市政府负责，于7月18日前为进城销售瓜果农民发放直销特别许可证。截至7月24日，发放的进城直销特别许可证已达2288个。在此基础上，洛阳市还提出了三条对策，解决瓜果销售的长远问题。”“7月23日一大早，洛阳市孟津县送庄镇西山头村的果农就忙碌起来。村里的种桃户开着三轮车，家家拉满一车鲜桃直奔洛阳市内的直销点。傍晚，在村民李剑雷家，夫妇俩数着刚刚卖桃挣来的200多元钱笑得合不拢嘴，一个劲地说：‘真是谢谢总理帮俺解决了卖桃难！’”（7月27日《河南日报》）

这样的新闻处理，显然是溜须拍马的路数，一个祸国殃民的城市管理举措被蜻蜓点水一带而过，最终成就了一个歌功颂德的煽情宣传。

很简单的问题是，如果温家宝没有到洛阳视察、如果没有到那个乡镇、如果没有果农的斗胆……这一切也就都不存在了。温家宝视察的当天下午，洛阳市党政部门就召开了相关会议，并做出了部署。如果温家宝没到，会有那样的会议和部署？会有针对当地果农的优惠？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熊德明斗胆拉住视察的总理诉说自己丈夫被克扣工资的遭遇，引起了地方当局的高度重视，立即解决了问题，熊德明也因此成为名人，竟然获得了当年央视评选的年度经济人物（这种泡沫化的评选中流露出来的溜须拍马摇尾乞怜、以及对于评价体系的戏噱不说也罢），并成就了举国上下的农民工拜物教。

现在，洛阳果农又是个斗胆，又解决了问题。总理的确是好使，法力无边，拽住了总理就等于是拽住了财富和前程。

但这也不是长久之道。一方面，总理也是血肉之躯，就算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不停地在乡下转悠，全国60000多个乡镇啥时候能够转过来？另一方面，从洛阳果农遇到的问题看，解决起来应该说不费吹灰之力，都是唾手可得的结果，但地方当局就是不办，除非有了比如总理这种官大压死人到了足以让地方官员胆战心惊的时候，即使省长市长来了也无济于事。

而且，洛阳的“创建”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各地的大干快上都旷日持久，问题绝非现在才出现的，如果总理不去，洛阳果农们死不死啊！

从中，我们看到了什么？神明君主的存在是社会公平的唯一保障，所谓的法治或者法制，皆消弭于权力体系当中。

至少从媒体报道上看，洛阳果农们心满意足了。可总理就在北京，北京的菜农所遭遇到的窘况怎么办呢？皇城根儿底下的北京人所面临的菜价飞涨的现象又能如何？

我们也得等待，温家宝哪天溜达到京郊，看到叶菜都烂在地里的状况痛心疾首，让北京市有关方面解决问题，才能使叶菜得以进城并平抑菜价上涨？

北京比不得洛阳，温家宝大多数时间都在北京，北京人见官多了去，见总理并不新鲜，而北京市党政部门更是太习惯于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了，即使是温家宝发话，在北京也未见得好使。

无论是洛阳的果农，还是北京的菜农，反正还都是农民，还都沐浴着党的光辉，还都在党中央近年来每年一个一号文件对于农村问题的关注当中歌舞升平。

中国农大何慧丽挂职河南兰考副县长，为了兰考大米进京销售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从中，我们更可以看到，农产品面对城市营销体系之际的尴尬和无奈。如果不是媒体连篇累牍当作很具有新闻价值的题材进行炒作，很难取得些许的销售量。而更应该看到的是，这个问题牵涉到的是整个农产品与城市对接当中的制度性残缺。显然，洛阳果农和北京菜农面对的困难远非媒体介入那么简单。

现在最时兴的是什么？“新农村建设”，内涵于“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好事者认为这是中央为新农村描画的美好图景。但南方都市报农村版编辑冯宪书所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成为对于农民新一轮的掠夺的说法，却也道出了新农村建设不过是一场新的劫掠。城市管理或“创建”过程中，对于农民的盘剥，并不比新农村建设之前减少，反而在加强城市管理扮靓城市容颜的治理思路和表面化的借口之下，形成了对农民更加残酷的压榨。

新农村建设进程中，人们注意到在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当中对于农村的掠夺，在日益危险的社会动荡危机面前，城市回馈农村，工业反哺农业成为口号。取消农业税、实现农村的义务教育、加强农民合作社组织等等，都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与此同时，人们也在反复提及黄宗羲定律。我国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曾经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尖锐地批判。其中，他对封建国家的赋税制度对农民的残酷压榨，提出了入木三分地谴责，即所谓三害之说。其中有一条是“积累不返之害”。他指出，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各种赋税一而再，再而三地集中，合并，税种减少了，但税额却在不停地上涨，越合并越多，再也不能返回到最初的数量上去了！

到现在，我们的确看到了黄宗羲定律得以呈现的现实版本。我坚定不移地认为，黄宗羲定律在目前的别开生面是大势所趋并无法避免。在威权政治体系当中，对于权力的狂热追逐与不遗余力地捍卫，造就了对于农民的毁灭性打击。这种打击，绝不比以前要好哪怕些许。目前各地权力机构的物质与精神收益冲动之中，最突出的就是GDP导向下的经济增长考量压力，舍此而外，类似就业、社会公平等都不在话下。因此，人力资本水平非常低劣的农民就成为改革代价最经济便捷安全承担者的不二选择。

于是，为了城市表面上的整齐划一光鲜靓丽，不惜将越来越多的民间经济成分划为非法予以打击、折磨、取缔、捣毁，不管是城市居民为了养家活口而动作的街边摊点、（因为城市管理当局谋取垄断利益而导致）无照运营车辆（既所谓“黑车”）、假如不偷税漏税根本无法维持简单再生产的个体工商户、还是洛阳的果农或者北京的菜农，统统成为城市管理的对立面，成为执法对象，成为城市发展的牺牲品。

如此，城市当局还会念念有词，应该局部服从大局，个人服从集体，为了城市的荣光，城市的人们为了吃菜多掏点子钱，不也是为了振作内需做了贡献么？

可这城市，与我们城里人、以及农民，究竟有什么关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