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岸青兄弟逃往苏联 张学良豪掷十万法郎相助

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及毛岸青自童年时代就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通过毛岸青兄弟的简历可知，1936年，他们兄弟俩被张学良部下李杜带到巴黎，后来再被带到莫斯科，进入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但对于这段历史的内幕，却很少有人提起。

父走母亡 毛岸青兄弟流浪

　　星岛环球网报道，

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的三个儿子。毛泽东于1927年8月7日，秘密参加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后，即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从武汉动身，前往部署并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然后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

　　与此同时，毛泽东的首任妻子杨开慧则带着三个孩子留在长沙板仓。1930年10月中旬，杨开慧被捕，同时被捕入狱的，有毛岸英、保姆陈玉英。同年11月14日，二十九岁的杨开慧被国民党湖南当局所杀。

　　湖南政府在“斩草除根”和“放小鱼、钓大鱼”两条毒计之间采用了后者，允许亲友保释毛岸英、陈玉英。毛岸英出狱后，被送到板仓的舅舅杨开智家，跟舅父母、外祖母还有弟弟毛岸青、毛岸龙一道生活。

董健吾“贿赂”张学良

　　杨开慧死后，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兄弟到上海避难，不久，毛岸龙因病去世，毛岸英、毛岸青被董健吾牧师收养。董健吾是中共地下党员，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当时的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同学。1935年1月受宋庆龄之托，带着国民党中央谋求与中国共产党和谈的密信，亲自送往陕北 ，因大雪封山，道路被阻，只好请张学良帮助，两人由此深交。

　　1936年上半年，董健吾又受“国母”宋庆龄之托，因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去陕北苏区，再次来到西安。任务完成之后，董健吾本想早日返回上海，张学良却要他在西安多盘桓数日。

　　有一次，张学良请董健吾吃饭，董健吾发现张学良面有不悦之色，忙问是什么原因。原来张学良有一对明代的花瓶，十分喜爱，赵四小姐不慎打碎了一个，他很心疼。此次谈话之后，董健吾向中共驻东北军的代表刘鼎作了汇报，告诉他张学良夫妇很喜欢瓷器，为了联络感情，可以买几件瓷器送给他，刘鼎也表示同意。

　　于是，董健吾到南苑门里找到一家古玩店，该店的老板常到上海办货，和董健吾很熟悉，董健吾从他那里买了一套宋代彩瓷，给张学良送来，张学良夫妇一见爱不释手，非以重金买下不可，董健吾却坚辞不受。

　　后来，张学良听说董健吾要回上海，设家宴为之饯别。席间，张学良问有何要求，董健吾说：“副座（张学良）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愿足矣。”张学良又问有没有私人要求？原来张学良还在为馈赠古玩一事感到不安。

　　董健吾于是提出要求说：“我有三个小学生，两个是我抚养的革命子弟，一个是我的儿子，如蒙照顾，望能送他们赴苏联读书，以备日后为国效劳。”张学良面露笑容，答应照办。

 

张学良援助毛岸青兄弟

　　董健吾回到上海不久，一天早上，突然接到国民党将领李杜（原名李荫培）的电话，告知张学良已到上海，并称要履行在西安许下的诺言，约他第二天上午在一个咖啡馆中见面。

　　李杜是张学良的老部下，张学良来访的目的，一是设法帮助他尽快出国，二是请他把三个孩子带往苏联。李杜答应了张学良的请求。董健吾接到张学良的电话后，认为送毛泽东的儿子出国是件大事，不敢擅自决定，立即向中共作了汇报，并请示如何办理。

　　中共决定派刘仲华（与董健吾的单线联系人，1949年后曾任北京园林局局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同他一起去见张学良。

　　次日一早，董、刘二应约。四人坐定后，张学良说：“我这次秘密来上海，不便约你们光临寒舍。最近李杜将军要到苏联去一趟，说是去考察，实际上是要把撤退到苏联的抗日义勇军重新组织起来，带回国内，借此机会，我想让李将军把你的三个孩子带到苏联，你们看这么办是否妥当？”

　　对于张学良的安排，董健吾和刘仲华表示同意，张学良又说：“三个孩子的出国费用由我负责。”随即将一张十万法郎的支票给了董健吾，要他尽快把孩子送到李杜家中，迅速作好出国的准备。

中共派专人护送

　　上海中共组织决定派上海赤色工会工作的杨承芳和李杜一起出国，一路上负责护送三个孩子。1936年7月初，李杜化名王元华，通过各种关系办妥了出国手续，带着三个“儿子”，登上了法国邮轮康脱罗梭号，去苏联考察。随行的有他的副官、秘书、翻译，还有张学良的一个师长，加上杨承芳和三个孩子，共九人。船经香港、西贡、孟买、苏彝士运河、地中海，于8月初到达法国马赛。

　　毛岸英兄弟和董健吾的儿子董寿琪在巴黎一起生活了四个多月，常和外国小孩打架。董寿琪回忆说：“在公寓住久了，对于那里的人事渐渐熟悉了。做招待的侍女们对我们比较好，有时我们三个跑去帮她们做点事。这家老板是个女的，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可就是没有见过她的丈夫。她的三个儿子比我们稍大点，衣着华丽，性格粗野，举止傲慢。有一次我们要去餐厅隔壁的娱乐房玩，他们故意寻衅，不让我们进去，我们一怒之下，冲了进去。他们拦不住，就伸出拳头，摆出要揍我们的架势。我们也不示弱，岸英高喊：‘洋人要欺负我们了，注意闪开!’他们蹦蹦跳跳，打的是洋式‘仆克欣’，我们则以中国式的‘开打’还击。激战了大约几分钟，桌子、椅子都翻了身，玩具也狼藉满地。岸青因人小，气力也小，吃了点亏，但对方一个小的也被我们打翻在地，哇哇直叫。隔天，他们又来偷袭，园子里栽着很多栗子树，遍地都是掉下来的栗子，他们捡来向我们投掷，想打个措手不及。其实我们对他们早有戒心，搬起园子里的藤椅当‘盾牌’，罩住头部和上身，然后又拾起栗子冲上去。他们只得抱头逃跑，大败而去。说也奇怪，‘不打不相识’，经过这两仗，他们反倒对我们客气起来，主动与我们握手言欢，并把他们心爱的玩具、小图书让我们欣赏。当我们要迁到别处居住时，他们还向我们馈赠礼物，列队欢送。”

　　毛岸英和毛岸青被送往苏联驻法领事馆，在那里他们见到了亲自来巴黎接他们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康生。1937年初，康生护送兄弟俩来到莫斯科，随即进入西郊的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当时，十四岁的毛岸英取名塞尔盖伊，爱称是谢廖沙；十二岁的毛岸青则取名亚力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