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民运人士刑满获释后生计艰难

最近，一批被判重刑的“六四”人士陆续获得释放。他们是原北京煤气厂工人孙宏、原北京市地质仪器厂工人孙传恒、原北京宣武广内饮副食品公司工人常永杰、原北京市某印刷厂工人董盛坤、原北京市机械公司职工张茂胜、原北京煤炭总公司一厂工人高鸿卫、原北京首钢建修厂工人赵锁然以及原北京展览馆工人张燕生。

苦难重重

这些“六四”人士被捕时，有的刚刚高中毕业走向社会，有的在国营企业当工人，他们风华正茂，血气方刚，因为支持大学生的民主运动，并投入“六四”的洪流，被当局以各种罪名判处重刑。现在，他们接近或者已经步入中年，出狱后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长期的监狱生活，不仅他们的身体受到很大的摧残，而且因为与社会脱节太久，职业技能缺乏，再加上政治问题，就业和生活都非常困难。

另外，他们的政治权利也都丧失殆尽。根据中国宪法第54条的规定，这些人士没有言论、集会、游行、结社、出版、选举、被选举、示威以及担任公司法人和国家公职人员的权利，连出行都需要申报，接受媒体采访就更不允许。

原北京展览馆工人张燕生因参加“六四”被中国当局以“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后获得多次减刑，才在2003年获得释放。出狱后，父亲已经去世，母亲也重病在身。张燕生谈了刚刚被释放的“六四”人士面临的困境。

“由于刚刚被放出来，他们在生活上没有经济来源，家庭生活也比较困难。毕竟被关了这么多年，有些方面已经和社会脱节，就说找工作，别人一听说你刚从监狱被放出来，都不愿意用，如果自己干，家里又没有经济条件，因此干不了。就拿我来说，申请低保也申请不下来，连最低的生活保障都没有，个人上保险也别想，另外看病也没钱，因为医疗保险等什么都没有。”

张燕生表示，最近被中国当局释放的民运人士因为经济条件困难，无法养家，因此都还没有条件成立家室，而且他们很多人患有多种疾病。张燕生希望政府能够为他们解决实际生活困难，使得他们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新旧枷锁

原“六四”学生运动领袖之一郭海峰曾经因领导“六四”在1989年被当局以“反革命破坏罪”判刑四年，又在1996年被当局以“流氓罪”被判五年徒刑。 他目前在河南经商。郭海峰对这些“六四人士”表示关注和同情。

“他们与世隔离这么长时间，虽然自由了，但是经济上和生活上的压力跟着就来了。从监狱不自由的环境，来到自由的环境，看似自由了，但是又加上了很多的枷锁、负担和压力，我对此很能理解，因为我出狱时情况也是一样。我和他们的区别是我当时是在上学，好像有一技之长，有一些知识，但是，我们出狱后，通过正常途径发展的路也是被堵死了，也是被抛到社会上，自谋生存。但是，他们比我们年龄大，现在估计都是四十，五十岁的人了，很不容易。”

虽然“六四”已经过去18年了，但是人们对当年的这些学生领袖和民运人士却没有忘怀。一些人权活动人士和组织仍在不断提醒国际社会关注这些在社会的夹缝中生存的“六四”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