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的班子 是“机器开出的名单”

通过十七大，胡锦涛力推人事新政，打破主要领导以工程师为主格局，文科政治精英已占政治局半数。北京官场时兴看《罗斯福传》，新政成议论热点。同时，中国政治生态正走向民生经济、反对市场权贵的道路。

集党政军权力於一体的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率领十七大新的常委班底亮相中外媒体，意味着中共通过党代会确立的新政治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将正式开始运转。胡锦涛未来五年以更注重民权、民主、民生为号召推出新政。在组织路线上，胡锦涛也集中了五年的执政影响力，力图推进人事新政，形成中共新一届的理论、权力、政治和财经班底，不仅是人员变动，更是知识结构和专业结构的变化。

十七大领导层最值的关注的是，政治局常委中不仅首次有博士进入，而且打破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共主要领导以工程师为主的结构，习近平是法学博士，李克强是经济学博士。二十五个政治局委员中，文科类的政治精英有十二个，其中有四位博士。无疑是开启了中共干部知识及专业结构转型的新时代。香港安邦集团首席分析师陈功表示，可以看出，十七大的台前幕后有着与以往不同的特点，这种特点最鲜明的地方就在於领导核心的四套班子非常齐全。「可以从人事布局中看到胡锦涛的理论班子、权力班子、政治班子和财经班子，每个班子都有具影响力的核心人物，与以往过於分散或是过於集中的局面有着很大的不同，这是非常有趣的一点。」

五年执政，胡锦涛形成了他的思想理论体，也在十七大前后完成了他干部系统的配置，其最重要的理论智囊来自中央党校，党校副校长李君如　王伟光是这个班底的领军人物；胡锦涛三次要安置令计划进入中办，在十七大前终能如愿，中央警卫局、公安、国安部都重新换将，形成权力的新班底；习近平掌控书记处，控制政治班底；李克强进国务院，成为财经班底主管。中共十六大以后，主要的财政官员基本上还是朱容基时代的技术官僚，随着十七大实施胡锦涛的「共享」路线，中国的经济政策会作相当大的调整，改革开放初遗留的权贵经济将被民生经济所替代，十七大后，国务院的财经班底会有调动。

十七大新的人事调动的布局确被海外的媒体看破，总部在美国的多维媒体公司董事长、资深传媒人何频，早在十七大开幕前一个月推出中共十七大九人常委的名单，与十七大选出的常委完全吻合。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何频表示：「中共十七大的最后领导人选，这是一份机器开出的名单，江胡曾个人影响都不是绝对的，它既不是民主的，也不是指定的，这是独特的中国模式。」何频指出，多维经过多方资料汇及研究，很有把握的作出判断，实际上是对中共现有体制和制度的把握和反映，「这是一个制度化的结果。」

何频指出，所有的判断主要来自吃透中共的原则、规则：就是稳定，不能破坏既定的规则，规则就是年龄、学历、经历、职位、党内接受程度等。「有的版本还说：曾庆红会留，贾（庆林）、李（长春）会下，那才是惊天震地，所有党内规矩都要重改，冲击力太大。」

北京学界不少人同样认为，十七大没有重大突破，也不可能有重大突破。独立学者刘军宁表示，思想路线是个人的，看十七大报告并没有新东西，把一些观点写入党章，也意味着还有五年的筹命，五年以后又有新人接班，又要重新换。刘军宁认为，不管讲的有多漂亮，老百姓想看的是实实在在的落实。他认为，十七大的组织路线是各种力量的平衡，充分体现的是执政党的路线，「四套班子，各种力量都有，不是谁的人选，而是执政党的人选，五湖四海就是承认有派系存在。」

习近平，李克强进入政治局常委，中共政治局常委中首次出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干部，而且都是博士，刘军宁说，意味着中共四十年代出生，六十年代大学毕业，完全接受共产党正统教育的一代开始退出历史舞台，改革特定时期的工程师背景的党的干部退出历史舞台，中共干部结构开始发生变化。

罗斯福新政受关注

刘军宁提醒，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和李克强的出生背景截然不同，李克强的背景与胡锦涛相似。长期来，中共高层一直抵制有高官家庭背景的官员进入高官层，现在终於出现了，这应该是中共党史中的大事。」

十七大前后，北京官场时兴看《罗斯福传》，议论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在美国困难时期推出新政。罗斯福新政是指一九三三年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所实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其核心是三个R：改革、复兴和救济，在中国社会矛盾激烈、经济发展错综复杂、腐败严重的时刻，中国百姓和官员也期待，通过十七大胡锦涛的新政，可以使中国走上一条平稳健康发展之路。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家高放在十七大召开前，就有关党章的修改，高放向中共党中央提出了十条修改建议，从总书记胡锦涛所作的政治报告及「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关於《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高放高兴地看到，他的部分建议得到党中央的采纳。

高放的建议主要集中在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的问题上，高放说：「共产党的权力结构不合理，违背了民主政党的基本原则，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建理论。」高放指出，中国共产党自「二大」开始制定首部党章就规定，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全国代表大会」以及「中央委员会」，出现了两个最高权力机构。高放说，中国宪法规定，最高权力机构是「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出现「国务院」，「因为一个是最高权力机构，一个是执行机构，不能有两个最高权力机构。宪法是对的，而党章的表述是错的。」

早在一九八五年胡耀邦担任总书记时，高放就向中央提出修改建议，当时，胡耀邦很重视，指示秘书致电人民大学党委，说高放提出很好的意见，下次修改党章时要采纳高放的意见。

一九八七年，赵紫阳任中共总书记，又找了高放前去听取意见，又一次肯定了高放的意见，但当时十三大没有全面修改党章的任务，高放的一些建议又被搁置，以后，赵紫阳也因故下台了。这次，高放又向党中央建议，部分内容获得采纳。高放主张全国代表大会采用年会制及常任制，胡锦涛报告讲，选择一些地区试行代表大会的年会制及常任制等。还有，今后各级党委在决定重大问题和人事安排时，要实行票决制，这也汲纳了高放的意见，「过去是表决制，现在是票决制，这一字之改，民主是大有发展」。高放认为，这次党章修改主要规纳为政治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两方面的内容，「把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提法比较巧妙」，现今，社会上有一种思潮，思想保守者不同意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表述，有一千多人联名写信提出反对，认为强调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是丢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走向反对市场权贵

中共十七大提出的政治思想路线，对民权、民主、民生有较多的着墨，胡锦涛在政治报告中用了很大的篇幅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国似乎正在迎接民主的春天。中国改革开放从经济起步，已经进行了将近三十年，在社会呼唤政治民主的同时，中国的经济民主仍然还有待迈步。中国经济调控难以见效，消费指数不断创新高，民生问题迟迟得不到关注，垄断在中国市场司空见惯。香港安邦集团首席经济分析师陈功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表示：「中国走在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政治民主要从经济民主开始，没有经济民主化，是很难有政治民主化的。」

陈功长期活耀在中国的经济领域，为中国有关地区及有关部门作区域经济发展的咨询研究，陈功指出，可以看到十七大前后，中国的政治生态，正在日益走向注重民生经济，反对市场权贵的道路，这其实同样是精英主义与多元主义在经济领域纠葛的一种表现，属於经济民主化进程中的一种变化。「令人遗憾的是，目前的一切，还仅仅是开始阶段，从政治角度来说，只有当政治上的精英主义与代表大众的多元主义，经过反覆，至少在经济领域中达成某种意识形态的平衡时，经济民主化的进程才能说是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