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开国唯一女将军 住“集体宿舍”

　　1931年7月，张启龙奉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离开湘东特委，前往湘赣苏区参加组建中共湘赣省委，并任省委常委兼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

　　李贞随张启龙来到湘赣苏区，任省妇委书记兼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专职从事妇女工作。

　　就在李贞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之中的时候，一个不幸突然降临到她的头上，使她陷入了极大的感情烦恼之中。

　　

当时，湘赣苏区也和全国各个革命根据地一样，存在着正确路线与“左”倾错误的激烈斗争，“肃反”运动愈演愈烈。运动中，王首道被撤销省委书记职务，张启龙被秘密关押在省保卫局……

　　李贞被这一晴天霹雳般的消息惊呆了。对这两个人，她是十分了解的。几乎是在参加革命的初期，她就认识了张启龙，之后他又成为她的入党介绍人，正因为敬重他、信赖他，在和古家断绝关系后就和他结了婚。王首道，则是她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第一个直接领导者。这样的一些人，会成为反革命吗？李贞迷茫了。

　　李贞到保卫局看望张启龙，当面问丈夫这是怎么回事，可张启龙什么也不讲，只是说：“情况可能会更坏，你要有思想准备。”

　　李贞流泪了!这位坚强的女共产党员，在最困难最危险的情况下，都没有流过泪，此时却哭了，哭得很伤心……

　　张启龙经过反复考虑，唯恐某些人借此加害李贞，不得已，最后决定，在他们事先准备好的离婚书上签了字。

　　幸好，湘赣苏区的“肃反”扩大化很快得到了控制。张启龙被释放后，由于战事频繁，不久又进行长征，与李贞再也没有见过面。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经常来往。张启龙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1935年元旦，李贞和军区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结为夫妻。李贞是怀着身孕开始长征的。一路上，她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忍耐着各种恶劣环境带来的重重困难：跨过了金沙江，又渡过了大渡河，翻过了雪山。

　　由于战斗行动的需要，甘泗淇不能常跟李贞在一起。一次，当得知妻子病重时，急忙赶到她的身边，把自己唯一的私产———一支金笔：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奖品卖掉换药，才将李贞的病情稳定下来。

　　在随之进行的草地跋涉中，李贞怀孕七个月的孩子早产了。病体还没有恢复，又没有充饥之粮，李贞缺少奶水，孩子饿得啼哭不止。战友们见状，送来了自己舍不得吃的青稞面，但毕竟非常有限，而且青稞面也谈不上多少营养。没等走出草地，这可怜的小生命就夭折了。

　　李贞再没有生育，却和丈夫甘泗淇用自己的工资抚养了20多个烈士遗孤。李贞把伟大的母爱无私地奉献给了孩子们。

　　陈小妹的父亲陈希云，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后勤部长，解放后曾任国务院粮食部副部长、党组书记，1957年生命垂危时，对几个年幼的子女放心不下。李贞得知这位老战友的心事后，前去医院探望，并安慰他说：“你安心治病吧，家里的事有组织安排，我们这些老战友也会帮助照顾好的。”随后，她就把陈希云的大女儿陈小妹接到家里抚养，从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一直到参加工作，十几年吃住在李贞家。

　　小时候的陈小妹体弱多病，后来患了心膜炎。李贞关爱备至，一边给孩子买药治病，一边进行伙食调剂。在李贞慈母般的关怀照顾下，小妹健康幸福地成长着，后来考上了解放军外语学院，成为部队的技术骨干，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朱一普是苗族老红军朱早观的女儿。1955年，朱老病逝后，李贞和甘泗淇就把朱一普接到家里抚养。

　　这些烈士的后代相聚在李贞家，每次吃饭都要摆上二三桌。有的放学回家忙着做功课，有的哥哥领着小妹妹做游戏，热闹非凡。星期天和节假日，李贞还抽空带孩子们去看电影，逛公园，大家庭里充满了温暖，其乐融融。

　　尽管李贞抚养的孩子多，但她从不以权谋私，用自己的权力为孩子们就业、调动、晋升等开“绿灯”。无论是对家里的人，还是对自己的亲友，她都一视同仁，无一例外。

　　李贞自己用车很少，更不准家里的人和工作人员随便动用。可是，外地来京的老战友或来看她，或来治病，她都尽可能派车接送。街坊邻里有燃眉急事求援，她更是热情相助。

　　一个冬天的夜晚。更深人静时，忽然有人敲门。工作人员向李贞报告说，邻居的小孩生病，发高烧，孩子的妈求援来了。

　　李贞马上把司机找来，嘱咐他说：“隔壁王大妈的孩子得了急病，你赶紧开车把孩子送到医院，救人要紧，不能迟误！”

　　小孩抢救及时，脱离了危险。王大妈千恩万谢地说：“李奶奶，是您救了我们孩子一条命啊！”

　　其实，李贞的工资并不高，可她的生活开支却不小。20多个义女义子要生活，张口伸手都离不开钱。平时客人来往也多，逢年过节就更多了。时常有人住在她家里，时间短的一个星期，长的几个月，吃住她都管。有些老同志觉得住的时间长了，要交伙食费。李贞不仅不收他们的钱，有的老同志在京住长了，钱用光了，她还掏钱给他们买车票，送给他们路费。

　　1980年，李贞定为大军区副职。可是，李贞仍然住在原来的房子里。节假日，老同志和亲属们来看望她，会客室就挤得坐不下。组织上多次劝她搬家，她就是不同意。

　　李贞在香山的旧平房里，一住就是八年。

　　1984年春天，组织上又派人劝她搬家。好说歹说，她才同意搬进紫竹院附近一幢公寓里的一套军职干部房。在有的同志看来，李贞这么老的同志还住这种“集体宿舍”，与她的身份不相符。李贞却风趣地说：“有这样的房子住就不错了。置身于群众之中，就不会脱离群众了嘛!”

　　李贞住在三层楼上，平时外出参加一些会议和活动，楼梯爬上爬下很不方便。有关领导出面做工作，劝她搬进一套新房。李贞却执意不肯搬迁：“不能再搬了，这已经很不错了。”

　　在紫竹院附近的这幢“集体宿舍”里，李贞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后六个不平凡春秋。

　　1990年3月11日，她走完了光辉的一生。

　　李贞在遗嘱中这样安排她的遗物：一根金条捐给自己的家乡浏阳县，一条捐给甘泗淇的家乡宁乡县，用于发展教育事业；存款一分为二，一部分捐送北京市少年宫，一部分作为自己的党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