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导人曾一再强调：中国不会走西方民主政治道路。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以中国的国情来看，这句话可能也有另一层含义。
在西方历史，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都是发生在中心城市的：1215年，英国人在伦敦订立用来限制英国国王（主要针对当时的约翰）的绝对权力的大宪章；1789年，法国爆发大革命，也是起源自巴黎居民攻占巴士底监狱；1917年，俄国首都彼得格勒（圣彼得堡）的工人赤卫队和士兵深夜攻入冬宫，史称俄国“十月革命”。但是，在农村人口占总人口56%的中国，情况却似有不同。
西方的许多理论都认为，城市的中产阶级的崛起，是促进民主的重要摧化剂。而在中国，这套理论并不管用，最少在这一百多年来，改革的动力一直是源自农村农民而不是城市的居民。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这些年来的改革，其实一直跟农村有很深的渊源。中国共产党虽也是于1921年于上海成立，但中共最终能够夺得政权，却跟毛泽东决定把主要战略方向首先指向农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有关。邓小平之所以成功推进开放改革，其实也是源自他的农村改革。
邓小平在1980年5月《关于农村改革问题》的谈话，推翻了极左派的指称农村改革是“复辟主义”，是“开倒车”的荒谬观点。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做又三十六，不做又是三十六”（做不做工资都一样）的“人民公社”给农村生产责任制取代；这一农村改革大大释放了农民的生产力，使城市粮食等不会匮乏，奠定了 1980年代以降二十年间中国大城市高速发展的基础。
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沿海大城市都是改革开放的发动机。这是一来是因为有一批思想开明的干部如赵紫阳，习仲勋等曾在沿海大省工作，但更重要的是，在市场改革的初期，中心城市一直是改革的得益者。可是，到了近年，中央政府要推行和谐社会，要重视社会公平，要城市不再“剥削”农村的时候，中心城市对进一步的改革又会有诸多疑虑了。
在中国，中产阶级无疑已经兴起。中国正出现一个规模更大的城市中产阶级，他们掌握了相当于五千亿人民币的财富，约当是全中国城市地区可支配收入的10%。可是，这一批城市中产阶级却不一定会支持胡温的改革。
虽然他们很可能都在家里雇用了一些来自农村的保母，但城市中产阶级却不乐于看见政府逐步取消户籍制度，不愿看见大批农村人口涌进他们居住的城市。教育背景较佳的城市中产阶级也不相信农村人口，他们的利益跟现时的管治精英较接近，他们都担心民主制度会造成“多数人的暴政”，害怕平均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村人口主导下的民主，会做出诸多不利于他们和国家利益的决定。
在这种情况下，胡温执政以降，尽管中央领导在十七大报告里也坚持“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社会上明显是缺乏推进改革的进一步动力的。
现在的大问题是，胡温究竟要在哪里里寻找改革动力？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向毛泽东和邓小平学习。
在十七大报告里，胡锦涛一再强调：“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农村”二字，在这份报告里重覆了廿五遍。胡锦涛明确指出：中共今后一个农村工作的目标，就是“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由此可见，胡温在推进民主化的寄望，并不在于现时的中心城市中产阶级，而是在于培养中国七亿三千万的农村人口，让他们成为中国进一步改革的得益者，并使他们成为足以支持中国下一波民主化的原动力。
要达到上述的目标，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在全中国农村全面实现免费义务教育。这也是胡温体制在过去五年的工作重点之一。中国90%的文盲分布在农村，一半文盲在西部地区。今年全中国财政安排农村义务教育经费2235亿元（人民币，下同），比去年增加395亿元。在2006至2010年期间，中央财政将投入 100亿元，实施农村初中学校改造计划。
至于另一个增加改革动力的方法，就是在没有改革动力的地方派驻思想较开明的干部。外传温家宝的得意门生、曾获邓小平特别接见的前国务院副秘书长汪洋，将会南下广东出任省委书记，也许就是一个有关的举措。
民主改革跟社会现代化有莫大关系。中国的中心城市也许已完成了现代化的进程，但地方更大，人口更多的农村，距离现代化的目标仍远。要推进民主改革，就要在建设农村上下一番苦功。也必须强调的是，中国的民主化道路不一定要跟西方一样，但最后要达至一个公平、包容，开放的社会的目标，中西方是不应该有差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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