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央委员：六四后有人找我秋后算帐

《许家屯回忆与随想录》。（明镜出版社提供） 

  香港《文汇报》几乎是报社全体领导一致主张“开天窗”，有人提出要写上四个大字，是用“痛心疾首”，还是“夫复何言”？新华分社主管宣传的副社长张浚生回来问我：用“痛心疾首”吧？我说那好嘛，我批准了！上级要追究，不要你们负责，我来负责

   前中共中央委员、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共港澳工委书记许家屯，1990年以“旅游休息”名义，经香港来到美国。2008年1月因感冒引发肺炎，随后又跌断肋骨。在此之前一个月，多维社记者登门拜访，他说：现在许多事情可以说了

　　“六四”使香港人信心接近崩溃

　　多维：香港也出现十分复杂的局势，你怎麽看待，采取了什麽对策？

　　许：众所周知，香港受到很大的冲击。最大的变化是：对北京提出的“一国两制”信心严重下

降，惶惑不安。用脚投票，移民多了。许多企业，包括很大的外资和华资企业，虽然没有走，但是纷纷往外地、外国转移、迁册。北京对香港一部分人也很警惕，担心香港变成所谓“外国势力颠覆中国的基地”，双方不信任度增加。

　　我当时忙於安抚香港的中资机构和所谓左派社团，他们担心“秋后算帐”。春夏之交，我们对香港的群众性大游行，基本上表示了参与、支持的态度，我们认为香港人的爱国情绪是空前地高涨，虽然有些人从中活动，反对中共和中国政府，但绝大多数香港人是爱国的，是希望中国进步，不是“反华”。在当时的情况下，中资机构和左派社团要是不参加，马上就会被孤立於排山倒海的香港人爱国潮流之外——不仅是孤立啊，甚至马上就崩溃、垮台！从这个角度来讲，也要参与游行。所以我当时告诉他们：可以参加，但是不要发表讲话；有些口号，我们不能呼喊，比如说“打倒某某某”；有些宣言，我们不能附和。有些中资机构要求设胡耀邦灵堂，我们主张，领导不要参加，群众自发悼念不要阻止。

　　后来《文汇报》几乎是报社全体领导一致主张“开天窗”，有人提出来要写上四个大字，争论是用“痛心疾首”，还是“夫复何言”？新华分社主管宣传的副社长张浚生不敢决定，回来问我：可不可以开天窗，写上四个字？我说你看呢？他说：用“痛心疾首”吧，我说那好嘛，我批准了！上级要追究，不要你们负责，我来负责。我把这个态度传达下去了。

我不搞“秋后算帐”，有人要算我的帐

　　多维：“六四”以后你的情况怎麽样？

　　许：中央追究我们在六四期间的举措。我与张浚生一起到北京去，港澳办姬鹏飞主持会议，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的两个负责人朱穆之、曾建徽都参加了。我要张先报告了事情的经过，我来补充。我说，香港的情况与内地不一样，因此我们采取了与内地不同的对策来处理。假如有责任，我们负责任。会议无结果而散。

　　后来港澳办又开了一次会——北京当时所有单位都在搞反省，也要我们反省，要香港工委检查。我对姬鹏飞说，我们香港不搞“秋后算帐”。

     在这个会议上，最积极的是周南，他说，我们外交部都检查了，你们香港工委就不能检查一下？我反击他说：香港是香港的情况，内地是内地的情况，我在香港宣布了：这些左派假如将来要追究责任，责任是香港工委领导人的，我是书记，我应该负责任。我说我在会前向姬鹏飞表达过了，假如一定要检讨的话，我来做，不要下面做，我不会“秋后算帐”。这样又无结果而散。

    我回香港后，写了一个文字的反省交上去。检讨得够不够？上面没有回音，我估计是不会满意的。这个期间我对外主要是继续做人心回归的工作，主要是减少港人对中央老的和新的领导人不信任心理。我积极动员香港中上层人士到北京，请新老领导人会见他们。一方面反映他们的疑虑，一方面请中央领导人解释，让他们重新恢复对中国领导人的信心。我组织他们去，他们很勉强，几乎提出同一个要求：不见李鹏，只见新的领导人。开始一两批这麽安排了，后来港澳办李后打电话来，很不客气：你们这样要求不行，我们无法安排。再来必须要江、李两个人都见。后来勉强安排了一两个团——我记不清了。我也安排了几位，请邓小平亲自接见做工作。当时包玉刚生病，已经比较严重，不在香港，在美国治疗；李嘉诚去了北京，见到了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