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这些人一下台，马上就轮到了我

华国锋同意邓小平复出，是他失势的开始。两人最根本差距是邓有政治创新论述，而华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华国锋迅速背弃‘凡是派’，向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靠拢，但大势已去，终于悄然下台。

华国锋去世，在中国大陆中年以上民众心头激起千重涟漪。人们发现，华国锋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历史功勋至今仍十分耀眼，他的一些品格也令人肃然起敬。可是，另一巨大疑惑也浮上人们的心头，且挥之不去：为什么只有三年，华国锋政治名器的光环就黯然失色，被迫下台？

假设时光倒流，历史可以推倒重来，华国锋是否仍会失去最高权力？是否中国的历史进程错看，更错待了华国锋？不，华国锋空前绝后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恰恰证实他是受到历史厚爱的幸运儿，只是不见容于政争法则而已。华国锋输，就输在没有政治创新论述上。这是政治领袖的灵魂。时代选择领袖，也不会选择无准备、无作为者。对领袖人物而言，政治创新论述就是准备，就是作为。

一九七八年中国命运出现转折，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共有史以来民主精神发扬最彻底的会议，也是政治人物建立政治创新论述千载难逢的机会。与会者前所未有地畅所欲言，会期延长二十多天，议题由农业问题转向为追究毛泽东的专制错误，更声讨文革浩劫的罪恶。

民主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旋律。元老叶剑英在会上引用列宁的话：‘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叶还说，林彪、四人帮制造一种错觉，似乎实行民主就等于复辟资本主义，搞乱了人的思想，‘使我们一些同志一听到民主，就紧张得很’。

胡耀邦会上的发言振聋发馈，提出要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要与会者思考为什么林彪、四人帮能在台上十年之久？根本教训是什么？胡耀邦认为，中共党内不正常，长期‘党内有党，法外有法’。作为会议灵魂人物，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开动机器’，称‘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很好，‘越看越好，越看越是政治问题，是国家前途命运问题’；‘要解决新的问题，全党全民要开动脑筋’。邓小平还提出，发展经济，‘要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工厂工人监督，农村社员监督’。邓说，党领导得好不好，要‘看利润，看工人收入。城市如此，农村也如此，各行各业也如此’。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华国锋因主张‘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而受到批判，被群起而攻之。大势既去，华国锋迅速背弃汪东兴、吴德、陈锡联、陈永贵等‘凡是派’班底，向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靠拢，但又做不到心悦诚服。

要求华国锋像毛泽东那样，既是政治家、谋略家，也是思想家、演说家和著作家，当然勉为其难。华国锋也无法和邓小平比肩，邓虽说不是思想家、演说家和著作家，但却是老练的政治家和谋略家，而且意志坚定、性格顽强、经验丰富，更是影响力巨大的中共元老。

重要的是，邓小平的政治创新论述具有划时代意义。他颠覆了列宁和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实际上，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追随列宁‘不断革命’的理念，以为利用群众的政治激情，就可唤回执政党的青春。可是，邓小平关注的却是群众中的另一种激情，远比革命觉悟炽烈千百倍的激情，那就是凭着个人勤劳与才干，争取更多报酬，为自己及家人过更好生活而奋斗。

邓小平发现，在和平建设年代，‘阶级斗争学说’促进生产力的作用早已穷尽，它不再是催化剂，反而成了‘毒药’。毛泽东五十年代末搞共产主义乌托邦试验惨败，近四千万人饿死，就是明证。毛泽东闯滔天大祸，刘少奇、邓小平推行‘三自一包’宽松政策，得以收拾残局。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那么实践证明了阶级斗争并非一抓就灵，相反，只要抓生产、抓品质管理，老百姓就可以告别饥饿，生活好转。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华国锋也给与会者留下从善如流的印象。他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尽管华国锋表态经过中央常委通过，是集体讨论的结果，但华国锋的态度仍受到肯定。中共理论家于光远深受感动，事后回忆说‘我参加过不少会议，但几乎没有见过党的最高领导人能够这样听取大家的意见，问题解决得如此彻底明确’。

华国锋也藉机向与会者说明自己不是‘凡是派’。他最大的反‘凡是派’之举，就是抓捕四人帮。毛泽东生前虽然批评过江青，但那是爱之深、责之切的告诫，更是夫妻间司空见惯的龃龉。至于毛泽东对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更无责难、怨恨的‘重话’。反倒是对叶剑英和邓小平，毛泽东有诸多严厉批判和戒备防范，中共高层尽人皆知。

毛泽东离世前，最忧心的就是党内有人要推翻和否定文化大革命。江青、张春桥坚决捍卫文革而深受毛泽东器重。谁都看得出，打击江青、张春桥，就是打击文革，就是打击毛泽东。可以想见，华国锋若是真正铁心‘凡是’、忠于毛泽东，也会忍辱负重地与江青、张春桥共事，至少选择隐退。可是，华国锋却迈出抓捕四人帮的一步，干下毛泽东九泉之下有知必斥为‘亲痛仇快’或‘倒行逆施’的举动。所以，华国锋申辩说，‘说我推行“两个凡是”的路线，实在是有点冤枉’。可惜的是，这话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才说。

邓小平作出不翻文革的案的承诺，华国锋才同意让他重返政坛，但也种下‘自身难保’的祸根。邓小平复出是华国锋失势的开始。华国锋对邓小平说他‘水平低、能力不够’耿耿于怀，‘这样的评价难服众心。如果我没有能力，怎样解释我粉碎“四人帮”后的一大堆成绩’？邓小平曾表示欢迎华国锋继续担任中共党主席，但要他说服众多‘凡是派’辞职，华国锋做到这一点，‘我亲自做工作，让他们自行辞职。这些人一下台，马上就轮到了我’。

愤愤不平显示这位居功厥伟者心胸格局的狭小。华国锋只记得当年全国不绝于耳的颂扬，‘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出了个华政委’；‘华主席真英明，党、国家与人民得解放’。华国锋一直到离世也没看懂，两人之间最根本的差距是，邓小平有自己的政治创新论述，而华国锋却没有。

列宁的战友、斯大林的对手托洛茨基曾感慨，‘我们的时代这样残酷，这样无情，这样无耻，真是史无前例’，并哀叹包括自己在内的‘一无所长的政治领袖总是肤浅的’。华国锋也一无所长，也肤浅，但中国人民记得，正从华国锋抓捕江青和张春桥开始，中国告别了遍地冤狱，在全党全国范围内，把政治恐怖的一页翻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