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专稿：集体起诉三鹿？没门！

万维读者网记者林孟编译报道：毒奶粉事件触发了在中国能否打赢集体精神索偿官司的问题。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撰稿人福特（Peter Ford）9月22日从北京报道说，政府当局正为受害幼儿提供免费医疗，但可能禁止他们采取法律行动。

福特的文章说，目前受到毒奶粉影响的幼儿已经超过50,000名。在北京，有名的维护人权律师李方平正忙于将毒奶粉受害幼儿的家长组织起来，无偿为他们提供法律协助。但是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打算起诉毒奶粉的制造商——河北石家庄三鹿乳制品公司。

如果在美国，这样一桩案子会吸引大批律师蜂拥而来，因为索偿金额将以百万美元计。但在中国，这个案子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性的，而不是法律问题。理由是中国的法制仍在健全的过程中，在中国的权力主义政治体制下，律师对于三鹿事件这类案子必须小心翼翼。到目前为止，已经有4个婴儿因肾结石症死亡，将近53,000名幼儿肾脏出现问题。他们都是喝了含有三聚氰胺的奶粉后出事的。

政府通过宣布为所有受害幼儿提供免费治疗，试图先声夺人，避免出现法律诉讼行动。李方平正拿捏火候，引而不发，观察当局的保证是否完全兑现。他说：“我们仍然在等待，看政府的赔偿政策如何。如果消费者接受，就不需要采取法律行动。”纽约大学教授、中国法律学者科亨（Jerry Cohen）说：“在中国，告上法庭并不是最先要做的事情。”

李方平和另外70多名律师免费提供协助，把重点集中在医院并未完全遵照中国卫生部的保证，向受害幼儿提供免费治疗方面。他们建议受害幼儿家长向政府提出索偿，要求赔偿孩子的治疗开支。

李方平及其同事已经收到全国1,000多位家长的求助电话，投诉中国各地的医院，向肾结石小于某个尺寸的幼儿收取治疗费用，或者只为孩子免费做超声波检查，但并不免费治疗。还有的医院除非家长支付床位费，否则拒绝治疗。(www.creaders.net 记者专稿  转载请注明出处)

北京中央政府已经保证支付毒奶粉事件受害幼儿的一切医疗费用。但事态还在进一步扩大。上周六，香港一家医院报告了中国大陆以外，首例毒奶粉导致幼儿肾结石病例。

目前还不清楚，当局是否倾向于赔偿受害者用于购买三鹿奶粉的钱。当发现三鹿和另外21家公司的婴儿奶粉含有有毒化学物质三聚氰胺的消息公开时，没有人知道消费者花了多少钱购买这些毒奶粉。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律学者刘仁文（Liu Renwen音译）说：“如果这些幼儿康复，并且政府支付了治疗费用，那么他们如何起诉三鹿？我认为很多人不会尝试这样做。”

1986年中国《民法》的原则不允许公民要求道德损害或者精神损害赔偿——即美国律师称之为“痛苦损害”的赔偿。例如，中国《民法》只允许对医疗问题索取物质赔偿。但情况正在改变。中国法庭增加了道德损害赔偿。(www.creaders.net 记者专稿  转载请注明出处)

四年前，安徽省的两个家庭通过法律诉讼，打败了另一家生产劣质奶粉的制造商。他们的孩子因为喝了那种奶粉而营养不良。但两个原告赢得的痛苦损害赔偿，都不超过4,300美元。总之，很难从像三鹿那样的大奶制品制造商获得巨额赔偿。

美国西雅图穆尔法律事务所（HarrisMoure）合伙人哈里斯（Dan Harris）是中国商法专家。他说：“中国的赔偿金额太低，公司企业很容易对付。如果仅仅是20个人向你提出诉讼，每人只索赔20,000美元，你为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回收问题产品？”

中国政府因为担心原告的不满可能公开，所以对法律诉讼引起的政治冲击相当紧张。例如在三鹿的案例中，受害幼儿的家长可能要问，为什么政府将三鹿婴儿奶粉定为免检产品？

在今年四川大地震的灾区，那些死于校舍倒塌的孩子们的家长，试图对地方当局提出诉讼，但法院却拒绝受理。官员们迫使死难孩子的家长庭外和解，接受赔偿。中国法律学者科亨教授说：“当局相信这样能够有助于疏导对党的不满，所以政府不太喜欢把事情弄上法庭。”

他说：“许多事例说明，中国政府小心地限制把事情搞到法院去。极具争议的案子和可能导致集体诉讼的案子，都不允许告上法庭。”(www.creaders.net 记者专稿  转载请注明出处)

李方平反复思考对三鹿提起诉讼的可能性。他说：“由于这个案子已经政治化，所以还不清楚是否能够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他解释说：“政府要确保社会稳定，他们不想看到受害幼儿家长走到一起，所以当局可能不允许提出集体诉讼。”

他说，“个人应该是可以起诉公司企业的”，但政府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当碰到三鹿这类丑闻，“只愿意花费公帑”来赔偿受害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将是最后的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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