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中国需还权于民，建立社会平衡机制

如何在经济改革的同时加快政治改革，是中国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一个重要议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北京市政治学行政学学会会长徐鸿武指出，从政治体制改革来看，中国需要在三个方面，包括

在前几年人均GDP突破一千美元后，中国就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拐点，既是黄金机遇期，又是矛盾凸显期。

徐鸿武在北京接受记者专访时指出，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有两种机制作为必要条件。一种是动力机制，另一种是平衡机制。缺乏动力，社会发展就会停滞不前；失去平衡，社会就会出现动盪。三十年来市场体制的逐步确立，已经基本解决了动力机制，可以帮助中国抓住黄金机遇期。就目前来看，更加需要平衡机制来扭转社会公平失控的趋势，以便平稳度过矛盾凸显期。胡温高层一再强调，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其背后蕴涵的正是谋求构建一种有效的平衡机制。

徐鸿武指出，落实到政治改革上，如何研判政改的趋势，衡量政改是否成功，关键看是否实现了政治权力架构的平衡。

有步骤地试点直选乡镇党委书记、直选县人大代表的工作，可保证公民政治权利真实表达。图为西藏拉萨市堆龙德庆县举行村委会主任直选

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转变

首先，是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平衡。徐鸿武说，三十年来，中国正在从计划时代的「全能国家」，向市场体制下的「有限国家」过渡，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服务型政府」理念正式写进了中央文件。

但现实仍有很大改进空间。国际社会衡量服务型政府的简单标淮，是看国家财政是否主要用于民生。数据显示，从一九八二年到二○○六年，贯穿改革开放过程，中国政府财政用于民生的预算增长了三十七倍；但同期用于政府开支的预算却剧增七十七倍。二○○六年，在国家财政中，用于民生的比例为百分之六点八；而行政开支却佔二成七。

徐鸿武指出，摆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要求国家职能的确定，政府作用的发挥，政府目标的实现等，都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并且努力减少国家对社会造成的负担。政府应当将更多的财政投入到改善民生上，而不是消耗在庞大官僚机器的运转上。

与此同时，在后奥运时代，应该更加重视社会的力量。从汶川大地震到北京奥运会，诸多民间组织和社会力量的有序参与，已用事实证明，让社会力量更多地承担响应公共事务，不仅不会带来社会不稳，相反还可以弥补「有限国家」的不足，提高社会运转效率。国家与社会如果不能建立有效的互动，中国就不能推动政治改革的真正前行。

从还利于民到还权于民

第二个需要寻求的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徐鸿武指出，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之源，但在政治发展进程中常常会出现两者严重失衡现象，即国家权力无限膨胀，公民权利不断弱化。改革开放以来，公民的基本权利保障有了很大改观，但必须看到，要想完全达到宪法规定的目标要求，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与纪念改革开放相适应，第三次解放思想的声音近来不绝于耳。此前，中国经历了两次大的思想解放，一是在一九七八年真理标淮大讨论，二是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釐清姓资姓社问题。

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提出「还权于民」的概念。他在全省的干部大会上公开指出，前两次解放思想著重于增加物质财富，这一次解放思想强调坚持以人为本，著力改善民生；前两次解放思想偏重于还利于民，这一次解放思想在继续注意还利于民的同时更偏重于还权于民，注重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大力发展民主政治。

遏制政府部门利益化倾向

徐鸿武指出，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需要一收一放。一是收紧国家权力，遏制政府权力部门利益化倾向。二是放宽公民权利的表达渠道，在「扩大党内民主」和「扩大人民民主」上迈出实质性步伐，真正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从实践上看，这种「两条腿走路」的策略近几年来已经悄然起步。一方面，政府相继废止了上千项行政审批权限，废除了一些政府部门的寻租空间，譬如在今年陆续取消了工商部门徵收的个体工商户管理费、集贸市场管理费，以及质检部门的名牌评比、免检评比。儘管道路漫长，但逐步限制政府权力的改革方向，已非常明确。

另一方面，中组部牵头，在四川、湖北等地，有步骤地试点直选乡镇党委书记、直选县人大代表的工作，保证公民政治权利的真实表达。在涉及重大经济社会事务决策中，政府也开始逐步引入市民听证、列席政府会议等方式，畅通民意採纳机制。

总理温家宝日前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也表示，中国发展民主需要在改善选举体系、改善法制体系、政府接受群众监督三方面著力。这实际上都是实现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平衡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