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总也在“摸石头”寻找下1步路的灵丹妙药

胡锦涛摸底地方农改 想让中国彻底摆脱小农经济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9月接连考察产粮大户河南省和安徽凤阳小岗村，在改革开放30周年，在即将于10月9日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一个月里，调研河南和安徽这两个同位于中部地区的农业大省显然具有深意。有分析指，这表示农村改革箭在弦上，一旦土地可以流转，未来可能会出现摆脱小农经济，走大规模集约化经营的状况。

　　

胡锦涛9月30日在考察土地大包干发源地安徽凤阳小岗村时明确表示，“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在考察以小岗村为典型的农业大省安徽之前，胡锦涛9月8日至10日在产粮大户河南省就农村改革发展问题在这块中原大地的10个地方进行了密集的调研。

　　事实上，在胡锦涛考察河南、安徽之前，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中央政策研究室等国家相关工作组已经在陕西、河南等中西部农业大省进行前期走访。这一切都表明，在即将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将重点研究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问题，将农村改革作为下一步改革的着力点。

　　一位长期分管土地的地方政府官员分析，“30年前中国改革是从农村起步的，30年一个轮回，下一步改革肯定是回到农村，而土地是其改革重点。”一旦确定农村改革作为下一阶段政府工作的重点，国家将在法律层面、政策层面推出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但这条配套改革之路显然走起来并不会十分容易。

　　“一旦很多人失去土地，但就业又没有解决，就可能出现一些社会问题，所以土地流转改革将会和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户籍制度的改革相结合，但这是个长期的过程。”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秘书长肖金成如是表示农村改革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农地改革与扩大内需

　　作为农民的命根子，广大农民对土地的“溺爱”之情显然非同一般。一位在上海工作的江苏徐州农村小伙如是直观地解释土地给自己带来的“安定的感觉”，“我失业了，至少老家还有地给我种，老爸也一直这么和我说。”

　　而对于国家而言，土地改革显然有其深刻的背景：随着城乡差距的越来越大，要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政府显然必须加速农村改革，提高农民收入，同时这也是增强国家经济整体实力，提高抵抗风险的能力的一个上上选择。

　　“现在启动内需比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农村市场启动起来的话，任何市场风险我们都能抵御，这就要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而作为农业生产资料的土地是关键，土地问题不解决，农村改革就无法深化。”上述地方政府官员如是表示。

　　他说，“当前宅基地和土地都没有质押权，老百姓只能守着自己的那份地，如果真正有了质押权，可以用这些地做抵押取得贷款，农业的经营业就会搞活，农民就会有钱，就会扩大内需。”

　　他点出了当前土地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由于土地不能流转，农民死守着自己的那份薄地挣钱养家，“当前的土地靠施肥、技术、良种来提高粮食产量已经到了极限，这在提高农民的收入方面已经很难有上升余地了，所以必须在土地问题上采取其它措施。”这位官员补充说。

　　土地流转制度显然来得恰到时候，该官员对多种形式土地流转政策十分支持，并进而指出，“这也能有效解决大规模圈地的情况，阻止地方随心所欲地圈地，因为按照现在的做法很难保障18亿亩耕地红线”。

　　肖金成则指出，政府处在两难的境地，流转后，既要尊重农民的土地利益，又要保证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土地成本不宜太高。对于流转后土地经营模式，上述官员介绍，一旦土地可以流转，未来可能会出现摆脱小农经济，走大规模集约化经营的状况。

专业合作社平台

　　而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或许成为政府拟采用的另外一种方式，“看来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前提下，组织各类农民合作社发展规模经济，这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子。”胡锦涛主席在河南考察时如是表示，并希望当地农民继续探索，更好地把农民组织起来，给农民群众带来更多实惠。

　　而此前，即8月1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考察宁夏贺兰县洪广镇时也肯定了专业合作社模式，“通过专业协作办了一家一户没法办的事情，这是农民致富的一条好路子。”“这样也可以确保国家粮食战略安全。”上述这位地方官员表示。

　　然而，虽然对于土地流转的具体方式到目前为止并不清晰，但不可回避的却是对于土地流转中的一些问题存在一定的争论。“这个很敏感，是使用权或产权还是所有权的问题。”上述地方官员说。

　　外界普遍认为，酝酿中的土地改革有望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进一步明晰土地产权，完善土地征用制度，延长土地经营权年限，允许多种形式的土地流转。

　　肖金成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比较支持农村土地应和城市土地一样实行国有化，然后通过法律程序将土地使用权交给农民。使用权可转让、可抵押、可继承，但不得随意转变用途。

农村改革远不止土地改革

　　虽然土地流转对于农村发展的意义毋庸置疑，但部分人士认为不能过分夸大农村土地流转对“三农问题”的价值功能，农村改革远不止土地改革。上述地方官员就指出了一个当地的现象。“现在一些地区土地政策是不利于土地流转的。比如一些平原地区，现在实行的补贴政策，很多农户不种地，都按亩数给予补助。过去农民不种要交粮，现在不种还有补贴。”

　　在浪费了国家的粮食补贴的同时，却揭示了另外一个窘境：很多农民宁愿外出打工也不愿意在家种田，“农业的比较效益比较低，靠土地解决温饱没有问题，解决富裕问题就不是那么容易。”肖金成说。

　　而这种现象或许在土地流转后将更为明显，“土地流转后，将有更多人出售自己的土地，进城务工。”上述地方官员如是表示，“即使进城，现在城市也不能吸收这么多人，到时候回到老家，但土地流转了，如何保障他们，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显然，配套改革措施也迫在眉睫。对于大部分农民而言，土地具有社会保障功能。“这些流转了土地的农民，就业问题显然是首要任务，政府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上述地方官员表示。

　　“土地流转不是万能的。”肖金成则指出，“同时要建立养老保障、失业保障、医疗保障、教育保障、最低生活保障等等，这些都建立起来，土地流转就不会有后遗症。”“应把使用权转让同社会保障制度联系起来，就是说未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地区和没有解决生活保障的家庭使用权转让应受到限制。”肖金成进一步表示。

　　显然，国家要加快促进土地流转后配套措施的建立，防止副作用扩散。

　　中央显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9月2日在《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专题协商会》上指出，“要加快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机制，完善户籍、就业、土地等体制和政策，创新农村金融体制。”

　　“不要说农村社保，就是城市都没完全建立起来，所以这条路并不短。”上述地方官员如是解释建立农村保障体系的艰巨性。但他坚信，“只有这几个方面的全面改革才能促进农村的真正发展，才能统筹城乡发展。”“最终要确保农民享受到和城市平等的教育、医疗、社保等权利。”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