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人:胡温到现在还不配谈留下“政治遗产”

猜测胡温政治改革的内容和决心
 

　　从2002年16大以来，胡温曾多次给人民带来政改就要启动的信息，每次都让国民热血沸腾，浮想联翩。笔者就曾先后写过“从五次记者招待会看温家宝和中国政改的前景”、“胡温讲民主，百姓听余音”和“我读温家宝总理初级阶段论的心得体会”。

　　2006年12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的会长约翰·桑顿在被温家宝总理接见之后兴奋异常地报告，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包括“自由选举、司法独立和以制衡为基础的监督”。

　　在谈到选举的时候，温家宝对布鲁金斯学会代表团的成员说，中国的选举一旦在村级取得成功就将向上发展到乡镇、区县甚至省市。在谈到司法独立的时候，温总理循循善诱地说，必须要恢复司法的“尊严、正义和独立。”温总理还告诉来访的美国人，“监督”就是问责，就是限制权利的膨胀，因为“绝对的权利会造成绝对的腐败”。温总理说，媒体和1亿1千万网民都可以参加监督。

　　在中国人民奋勇战胜雪灾和震灾之后，在中央政府成功举办奥运会和实现太空行走之后，在建国六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在离辛亥革命100周年还有3年、党的18大还有四年的时候，胡锦涛和温家宝似乎又把注意力再次投向了政改。

　　9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了一个被有些媒体冠以“有干部对群众安全麻木不仁”的题目的重要讲话。《人民日报》评论员说胡锦涛的9.19讲话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布了一个“重大而紧迫的政治任务”。这个讲话“从战略和全局高度科学分析了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深刻阐明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对开展学习实践活动提出了明确要求。讲话立意高远、内涵丰富、任务明确，思想性、针对性、指导性都很强，是指引全党搞好学习实践活动，推动科学发展观深入贯彻落实的纲领性文件。”

　　从表面看，这个讲话是为科学发展观奠定理论基础，把“科学发展观”跟“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有机地相提并论，使其成为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继毛泽东思想之后第三次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理论不死，中国思想辉煌。

　　胡锦涛总书记9.19的讲话没有全文发布，而且，因为当中涉及的“食品安全”四个字可能是“敏感词”，我们甚至无法通过百度搜索到相关新闻。但是从央视的报道来看，9.19讲话似乎比2007年的6.25讲话更进一步阐明了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6.25讲话中，胡锦涛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随着整个改革发展进程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重大成果。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推进，努力与我国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要继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发展基层民主，保证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弘扬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胡锦涛9.19讲话着重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党的干部队伍目前面临的巨大挑战。胡锦涛说：

　　“今年以来，一些地方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和食品安全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这些事件中反映出，一些干部缺乏宗旨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作风飘浮、管理松弛、工作不扎实，有的甚至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我们对这些事件及其后果的严重性必须充分估计，对其中的惨痛教训必须牢牢记取。这些事件再一次告诫我们，只有抓紧解决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使全党同志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我们党才能更好地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尽管胡锦涛没有具体谈到政改和民主化，但是他强调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提出共产党所面临的合法性的挑战，号召党员仔细思考一个宗旨是为人民服务的党为什么会异化成一个常常跟人民离心离德的特殊利益集团都可以被理解为是对中国政改的必要性和紧急性的一种说明。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讲话2008年启动政改的进军号角，因为“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随着党执政时间的增加和党的队伍的变化，党的自身建设面临许多新课题新考验，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考验将是长期的、复杂的，管党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

　　温家宝在胡锦涛9.19讲话之后几次三番谈到民主和政改，好像是在详解胡锦涛总书记的“科学发展观”，并用更为生动和具体的语言勾勒中国即将开始的政治改革。

　　9月24日，温家宝在纽约与《星岛日报》等6家华文传媒座谈时表示，“中国要加强民主建设，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贪污腐败。他还强调了政务公开的重要性，表示要让政府的运作透明在阳光下，“一个同人民有血肉联系的政府，除了责任、服务、献身和廉洁，没有其它特权。”

　　温家宝认为只有民主和政改才能够保证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才能保证社会公平正义，才能保证中国是一个有道德力量的国家。他对政改的描述与两年前跟布鲁金斯学会代表团所谈的没有任何区别：第一是逐步完善民主权益，保障和扩大人民的选举权——“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的权力一切都来自人民，一切都为了人民。我们做的好坏，也以人民的评价为标准”。其次是司法公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甚么人触及法律，都要依法处理。第三就是民主监督：包括人民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各民主党派的监督，以及新闻传媒的监督。温家宝说，这样才能使各级政权机构置于人民监督之下，使政府决策更加民主、科学，使每一位领导人都能更加严格的依法办事，严格的要求自己，遵守法律和宪法。“我觉得这是从根本解决问题的关键”。

　　9月25日，温家宝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虽然这是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的宣誓，但是温家宝也提到两点跟中国可能启动或不启动政改有关的问题。温家宝提出，政府的“第一要务是发展的理念”。要发展就要搞政改。温家宝还提出国际社会必须“坚持鼓励和支持各个国家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探索有利于本国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发展模式。要把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权利，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和前提。”从他过去的言论看，温家宝从来不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但是他在联合国也很明确地表明，对普世价值的推进和实现各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政改有可以被无限期推迟。因为，温家宝反复提到的自由选举、司法独立和监督制衡全是西方的概念和实践，很难经起国内保守势力的攻击和遏杀。

　　温家宝在这次讲话里还说到，“我希望有一天，贫困的人们不再受饥饿的折磨，都能靠自己的勤劳和节俭丰衣足食；所有的孩子都能好好上学，每个人都享受良好的医疗条件；大家都能生活在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里，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机会和权利；人们不再因肤色、种族和信仰的不同而受到歧视，人类的大家庭更加和谐。我相信，这不单是我的希望，也是今天这里每一个人的共同希望。让我们在《千年宣言》的目标下行动起来，迎接这一天的早日来临。”至少，这个目标在中国的实现没有民主和政改是不可能的。

　　温家宝在纽约仅48小时，但是反复谈到的“是中国的发展不会损害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当代中华民族的自信和荣光，建立在经济发展、社会公正、国民素质和道德力量的基础之上，将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但是，要成为道德大国，要让其他国家相信中国在国际与人为善，负责任，不坑人，在国内维护本国国民的自由，帮助他们追求幸福，政治制度的调整和改变是不可或缺的。

　　9月27日，刚刚从纽约风尘仆仆赶回来的温家宝又在天津的达沃斯世界经理论坛发表演讲，并再次提到民主和政改。在这个讲话里，温家宝再次把政改和人民的幸福生活连在了一起，把民主的深入和经济发展的持续连在了一起：“我们要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改革。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还要通过民主法制建设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创造条件让人民更有效地批评和监督政府，努力造就人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促进社会和谐。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让每个孩子都能上得起学、上好学；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让全体人民都享有基本医疗保障；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更好地关爱社会弱势群体，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成果。”

　　没有充分公开的信息任何分析都不能提出完全肯定的结论。就目前看到的公开报道，我们是不是可以就胡温的政改意图和决心做出如下初步判断：

　　1）任何一届领导人都会考虑自己的政治遗产，胡温也许在用更多的时间考虑他们自己会留给中国人民什么样的政治遗产。除了抗击非典施行问责制、因孙志刚被打死取缔收容遣送法、在地震压顶之时不弯腰和成功举办奥运，胡温肯定也想要有“毛泽东让中国人民站起来”和“邓小平让中国人民富起来”那样的让中国人民念念不忘、永世牢记的遗产。“胡温让中国人民当家作主”不仅是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会是胡温作为政治家的最好的政治遗产。

2）胡温十分清楚世情、国情和党情，根本不相信所谓的抗震和奥运彰显了中国的势力，表明中国已经实现了自身政治制度的完善。他们深知中国政治的制度性问题和这些问题对中国本身的发展的阻挠和对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的损害。他们有一种危机感，但是他们同时受到中国本身革命理论的框架束缚，不能用有理、有力和有据的话语体系去表述中国对政改和民主的需求，因此只有借助动员学习和理解“科学发展观”这一路径来表达、实现。其实，政改就是治国的科学，民主就是和谐的科学，问责就是限制权利的科学。科学发展观就是民主改革观。

　　3）胡温对政改的必要性似乎没有异议，都认同解放思想和制度创新，但是在对政改的内容上似乎有不同的表述。胡锦涛关于政改的论述比较笼统模糊，比较高屋建瓴，强调党的领导、人们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三位一体，侧重民主参与的有序性和决策的科学性。温家宝对政改的理解更为具体，包括选举逐渐向高层的推进，司法坚定走向独立和建立一个可以操作的监督体制。温家宝在纽约还细化了监督体制，提到“四个监督”：人民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各民主党派的监督和新闻传媒的监督。

　　其实，即使温家宝提到的政改内容的前两项目前无法推进和取得实质性进展，只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通过法律和法规把“四个监督”落到实处，它就可以给中国的民主化和政改带来一个新的天地。首先，它可以更早地发现和杜绝象毒奶这样的问题，从而更有效地限制腐败，解决中央和地方政府目前面临的信任和治理危机，在人民信中建立牢固的合法性。其次，只谈监督也可以中立和瓦解那些拿普世价值和西方和平演变说事的保守势力的攻势。坦白的讲，中国目前的现状是一个监督都没有也不能落到实处。

　　4）从唤起民众的角度讲，中国的政改不需要舆论准备，一旦推动它所面临的政治风险也远比当年邓小平搞经济改革小的多。但是，中国的政改截至目前虽然有了基本的概念和内容，但是没有制定时间表，没有研究操作细节，没有设计试点试验，也没有多少理论准备。虽然普通人民会拥抱和参与政改，它还是会受到“中国特殊论”支持者们的攻击和践踏。虽然这些精英和既得利益者不多，但是他们掌握的宣传资源、理论优势和为党国考虑的“道德高地”使得他们常常可以以少胜多，扭转决策的信心，改变决定的实施。否则，温家宝也没有必要在纽约在大谈普世价值的同时高谈“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权利，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和前提”。

　　十七届三中全会在即。这个三中全会会像30年前的另一个三中全会一样改变中国发展的范式，跳出僵化的意识形态的怪圈，把政治改革作为有目标、有计划、有决心实施的政策列入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吗？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