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就是要有第二春 没翁帆也会找别人

　　近日，杨振宁到新加坡接受南洋理工大学名誉科学博士荣衔，他接受《联合早报》专访，畅谈自己当时如何决定再寻第二春、思考‘老少配’，以及如何受父亲影响，要做负责任的一家之主。

　　杨振宁的谈话，能让生活在21世纪人口老化社会的朋友，思考怎样过丧偶后的生活。

　　谈话摘录如下：

　　记者：不少东方人认为人年届暮年，配偶离世，就应该孤孤单单终老。不这样做，会让人侧目。这是为什么四年前当你决定再婚，会引起世界华人舆论沸腾。然而，现在我们看你再婚这四年，人显得利索灵敏，舒泰愉悦，状态很好，这证明了你再婚的决定是正确的。想请问在再婚前，你是怎样思考这件大事。

　　杨振宁：你的问题问得很好，不过，我想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觉得满意的答案。但是，我可以发挥一下。

　　年龄相差太大，代沟让两个人对事物的看法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习惯不一样，这样的婚姻容易发生问题，是毋庸置疑的。当然，年龄相同，或者年龄相差少过10岁的婚姻也会发生问题，但是几率没有那么高。不过，这也不能一概而论。我和翁帆的婚姻基本上没出大问题，只有一些小问题，这可能与我们两人的个性有关。

　　我常和翁帆说，杜致礼(杨振宁亡妻)不在后，我如果没有和她重逢，我会不会和其他人结婚呢？我想我是会的。

　　我认识英国一位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派尔斯(Rudolf Ernst Peierls，1907～1995)，他比我大十几岁。派尔斯和妻子有一段非常美满的婚姻，妻子故世后，他还活了十几年。这十几年，他很孤单，一个人在家做饭，自己照顾自己。每年他到世界各地去看孩子、朋友，多半时间，自己住在英国。

　　我想，我是不愿意过像派尔斯那样的生活。杜致礼去世后，如果没有碰到翁帆，再过一段时间，我还是会结婚的。这不表示我已经有了对象，我只是根据自己的个性和习惯这么猜想。

　　十多年前，我曾经和杜致礼去探望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老人村。那里有千多户人家，都是退休人，我们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Stony Brook)有些教授退休了也去了那儿。我们在那儿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好些丧偶的朋友，都在那儿再婚了。我想，如果没有碰到翁帆，我也许会搬去那儿，住些时候，也许就跟当地一个寡妇结婚。这完全是有可能的。总而言之，我不愿意过派尔斯丧偶后那样的孤独生活，那不符合我的个性。

　　我查了一下统计，了解82岁的人平均可以再活六年。六年是个平均值，这表示有人一年就不在了，有人可以多活10年。我和翁帆已经结婚四年，情况还很好。我又查了一下统计，一个86岁的人，平均还可以活五年，我能活到90多岁的可能性相当大。

　　两个人如果在30岁左右结婚，他们的婚姻生活是几十年的事情，以我这个年纪再婚，很少再有10年以上的婚姻生活。你听过陈香梅和美国飞虎将军陈纳德的故事吧。两人年纪相差33岁，结婚了10年，陈纳德64岁离世，那年陈香梅32岁。陈香梅后来写了一本叫《一千个春天》的书，写她和陈纳德一起过了11个春季，每一天都是一个春天，所以总共1000个春天。两人在一起，只有1000个春天是个遗憾。

　　我和翁帆是1995年在汕头大学初识，真正的认识是2004年她给我写了一张贺年片，寄到美国去，再转寄到香港。我后来给她打了电话，约她来看我一下，她就来了。那之后的几个月，我对她有了更多了解。我们之间年龄的巨大差异是我始终考虑的重要问题，除此，没有其他问题。

　　忧虑年龄的差异，我并不是怕人言可畏，说我和年轻人结婚是不道德的事。我最担心的是，我不在的时候，翁帆还很年轻，我无法照顾她。无法和她在一起太久，是我决定再婚最大的忧虑。

　　记者：后来你是怎样解除这个忧虑？

　　杨振宁：我想了很久，后来想通了。我告诉翁帆，我不在的时候，她可以再婚，那样就有人照顾她了。翁帆说，我不可以这么说。我说，这话是年纪大的杨振宁说的，年轻的杨振宁是不会这么说。对我来说，婚姻生活里，负责任的心理是一个重要环节。

　　忧虑年龄的差异并不是怕人言可畏，说我和年轻人结婚是不道德的事。我最担心的是，我不在的时候，翁帆还很年轻，我无法照顾她。无法和她在一起太久，是我决定再婚最大的忧虑。我想了很久，后来想通了。我告诉翁帆，我不在的时候，她可以再婚，那样就有人照顾她了。翁帆说，我不可以这么说。我说，这话是年纪大的杨振宁说的，年轻的杨振宁是不会这么说。对我来说，婚姻生活里，负责任的心理是一个重要环节。——杨振宁

　　能和翁帆在一起是巧合

　　记者：很多现代婚姻，即便年龄相近，同文同种，最终也以离异收场。这让我看到一段好婚姻，年龄、语言、种族并非绝对性的重要因素。你同意吗？

　　杨振宁：对的。我想时代在改变，对婚姻的态度，人们逐渐从旧观念解放出来。

　　记者：你认为现代人对配偶的要求是不是也和从前不同了？

　　杨振宁：是的，当然不一样了。不要说100年前，就说50年前也不一样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多现代女性变成职业妇女，婚姻面对的关系和问题都跟从前不一样。这在中国和外国都一样。

　　记者：维持一段好婚姻，你认为最重要的因素在哪？

　　杨振宁：维持一段美满的婚姻，有很多因素，我认为最重要一点，就是要“了解你对对方的要求，或设想的要求，不一定能实现”，能够接受这个事实，这段婚姻就成功了。婚前你对对方总有一种想法，一个看法；两人相处后，一定有跟你想法不一样的状况出现。这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状况下，有两个可能：一是你觉得不能接受，那这段婚姻的问题就大了。二是你能接受，而且不把它时刻放在心头，那这段婚姻就成功了。

　　记者：你对杜致礼的期待显然跟对翁帆的期待不同，是吗？

　　杨振宁：当然。主要原因跟杜致礼和翁帆无关，问题在我这边。和杜致礼结婚时我年轻，和翁帆结婚，我已经年纪大了。年纪轻和年纪大处理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很不同的。我觉得处理这样的事情，我现在比从前聪明了。

　　记者：怎么说呢？你的“聪明”指的是什么意思？

　　杨振宁：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结婚成功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得要能够接受你后来发现的关系跟你当初想象的不完全一样。你得要能接受，而且得要能彻底的接受。这个观念是我累积了几十年的人生经验和教训得来的，所以，我变聪明了。我认为一个聪明的人，他后来的婚姻会比较成功。有人曾经研究过这个课题，发现第一段婚姻的不成功率是比第二段婚姻的不成功率来得高。

　　记者：你可以举些和翁帆生活在一起后，体验到与你预期不同的例子吗？

　　杨振宁：我想不到什么太具体的例子，都是些小事。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很幸运的人，除了翁帆，我不容易另外找一个像我现在一切都很顺利的配偶。能和翁帆在一起，实在是个巧合。

　　记者：解决感情问题，现代年轻人有“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的理论。你怎么看这种处理感情的思维？今天你们两人是不是正是如此：不在乎天长地久，能有多久就多久，只在乎曾经拥有，你们珍惜在一起的每一分钟？

　　杨振宁：我想整个世界社会的发展，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人们处理感情的方式的确是朝着你说的方向走。换句话说，是冲动的成分多了。从前的婚姻，在中国，百分之百是父母之命；在外国，即便没有百分之百，也占很重要比重。今天，父母之命已经没有束缚力量。加上，现在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没有考虑清楚就结合，这从离婚率不断攀升可见。不过，最近我又发现美国的离婚率已经有了达到极限，没有再继续上扬的现象。

　　记者：是什么原因呢？

　　杨振宁：我想是因为太多离婚，给了年轻人太多负面教训，他们变得比较谨慎处理婚姻关系。我并没有看到统计显示美国离婚率不再攀升，我只是有这样的印象。

　　记者：作为一位成功的科学家，事业对你非常重要，家庭又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杨振宁：家庭对不同的人，重要性不一样；伴侣对不同的人，重要性也不一样。就像刚才提到英国科学家派尔斯，他丧偶后，独来独往十多年，没有想过再婚。对我来说，我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我对伴侣看得比一般男人重要。为什么是这样？我想这跟我成长的家庭环境有关。我和父母弟妹有很强的凝聚力，我们的关系很好。这使我后来很重视和家人的关系。我相信研究社会学的人，一定研究过在父母离婚家庭成长的年轻人，自己婚姻破裂的比率一定比较高。

　　深受父亲对家庭负责任的影响

　　记者：你在《曙光集》提到当日母亲很担心父亲从美国留学回来，会跟她这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妻子离异。她到家附近的教堂谈好，如果父亲抛弃你们母子，就带你去教堂“吃教”。最终你父亲没有这样做。即便你们住进清华园，父亲的同事夫人多半受过大学教育，甚至是留过学的，父亲对母亲的态度还是很好。你会同意，婚姻生活除了爱情，责任也很重要吗？你提到“婚姻生活里，负责任的心理是一个重要环节”，这是受父亲影响的吗？

　　杨振宁：是的，我想是有影响的。父亲那辈留学回来，跟妻子离异的人可说比比皆是。父亲在这件事上，显然做了重要决策；我想，这跟他的个性有密切关系。也许是他的因子留在我身上，也许是耳濡目染，我深受他对家庭负责任的影响。

　　父亲同辈人，和妻子离异，跟别的女人结婚，产生的家庭状况变得很复杂，父母亲到晚年，显然达致了跟原来妻子不离异，问题比较少的结论。父亲留学回国，没有遗弃母亲，这个决定被证明是明智的。

　　记者：胡适是另外一种情况。在外面虽然有很多女朋友，却不敢和妻子离婚。

　　杨振宁：胡适的情况不同。他出国前只订了婚，并没有婚约；他是不敢违抗母亲意旨，才和跟他没有感情的江冬秀结婚。他在外面有女朋友，后来还有婚外恋，却不敢离婚。他们那辈人都肯定他这样做，今天的人怎样看，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他的婚姻生活并不愉快。我曾经去过他在纽约的家，他的妻子整天打麻将，他的婚姻显然并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