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炎黄春秋》在中国能够生存下来内幕

在中国，把真话说出来是有秘诀的-----专访《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

   

  中国当局对言论的管制日益细密严格，许多问题被禁止披露和讨论，为什么《炎黄春秋》能够享有“网开一面”的待遇，连连发表敏感文章？杨继绳总结过若干博弈的“安全规则”，但他认为最关键的一条是……

　　第一次知道“杨继绳”这个名字，是2005年4月在出走的前中共中央委员、香港新华分社社长许家屯位于洛杉矶的家中。他的茶几上堆着高高一摞书刊报纸，最上面的一本书油墨尚香，就是杨继绳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2008年10月17日，在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西东大学举行的“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大跃进5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见到了专程前来的退休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他经十年调查研究，今年上半年出版了上下两册厚厚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在这次专门讨论大跃进和大饥荒的会议上，做了题为《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的发言。三天会议结束后，他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炎黄春秋》连续刊出敏感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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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

　　杨继绳长相憨厚，穿着朴实，不像清华的毕业生，也不像新华社高级记者，倒更像一个土生土长的乡镇干部。因为他的《炎黄春秋》副社长身份，我们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但杨继绳对记者有言在先：我不是《炎黄春秋》的法人和主管，按说情况不应该由我来介绍，不过多年参与杂志的运作，就谈谈个人的看法吧。

　　记者问：那么《炎黄春秋》的主管是谁呢？ 
 
　　杨继绳说：杜导正主管，他是终审人。

　　杜导正是1937年入党的老革命，在新华社工作了近四十年，当过中南局机关报《羊城晚报》总编辑、新华总社党组成员兼国内部主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新闻出版署署长。现在他的身份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就是《炎黄春秋》杂志的主管机构。不过，杜导正已经85岁了，他这个终审人，是挂名而已吧？

《炎黄春秋》杂志被视作测试中国言论开放程度的风向标。

　　杨继绳却说：不，杜老可不是挂名，每一期、每一篇文章都要看。原来我也是终审人之一，后来写了《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这本书，挨了上面的批，比较招人注意，杜导正就让我别当终审人了，只当副社长和执行总编。副社长和执行总编另外还有吴思和徐孔——徐孔是一位“老右派”。

　　《炎黄春秋》最近几年刊出不少题材和内容敏感的文章。像2007年7月号上田纪云《国务院大院的记忆》率先正面描述被废黜的总书记赵紫阳在国务院工作期间的往事：“1986年，秘书长们商量，把国务院常务会议室桌子换成了比较时尚的椭圆形会议桌，第一次使用时赵紫阳就批评说，国务院不要带这个头。所以，当时其他会议室没有再更换会议桌。赵紫阳一贯倡导节俭，反对铺张浪费，讲排场。为了制止公费请客，曾明确规定，公费请客只限‘四菜一汤’。……他严格要求干部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自己首先身体力行，在位期间，从未对自己的住宅、办公室大兴土木或购置贵重高档用品，一切从俭，不浪费国家一分钱。”虽然只有短短几句话，却在国内外引起巨大的震动。再如2007年2月号刊出谢韬的长文《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时也洛阳纸贵，唤起众多猜测；今年5月号的《推进民主是第一要务》，从标题上就与“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的说法迥然有别。

     刘云山说“你们去看《炎黄春秋》吧”

　　记者问道：眼下公认当局对言论的管制日益细密严格，对互联网上的舆论也采用了各种行政和技术措施来控制，许多问题被禁止披露和讨论，为什么《炎黄春秋》能够享有“网开一面”的待遇？你们发表这些敏感文章，是跟有关方面通过气，得到特别的许可吗？

　　杨继绳连连摇头说：我们没有请示、也不需要请示任何人。

　　我追问：莫非当局真是要留一个“新闻自由”的标本，来做抵挡批评政府管制言论的挡箭牌？

　　杨继绳笑了：还真有这回事——中宣部长刘云山真的对批评者说过：你们去看看《炎黄春秋》吧。

　　他思忖了一下，接着说：这份杂志能够坚持一种相对开放的面貌，有多种原因。杜老是个老共产党员，思想仍然是体制内的，但他开明，看到了历史潮流大势所趋。我们杂志的顾问队伍，杜润生、李昌、于光远、李锐等也多是党内民主派、多是老革命。主管机构对我们也给予了宽松的环境。

　　杂志的主管机构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于1991年5月10日，先后有萧克、周谷城、费孝通、程思远等人当会长，2006年换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教授为新一届会长，实际管事的是第一副会长兼党组书记，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多年来，炎黄文化研究会创办“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举办过多样化的学术研讨会，还编辑出版《炎黄汇典》等书籍；出版《炎黄春秋》也是其工作之一。不过，杨继绳介绍说：炎黄文化研究会对《炎黄春秋》基本上是不管，过一段时间，召去汇报一次而已。

　　而当局手上对杂志能打的牌又实际上很少。《炎黄春秋》是民间办的，又没有用他们的钱，现在发行八万多份，能够平衡收支，略有盈余。当局想过换人这一招，就要张文彬来跟杜导正谈。张文彬说：“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杜导正说：“你说吧！”张说：“您这么大年纪了，要找个接班人哪。”杜导正就明白他的意思了。回去就安排让吴思当了常务副社长兼总编辑。但是我们的内部运作，还是照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