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张爱玲照亮文学60年：狂言流言莫言巫言

亚洲周刊张洁平／中文当代文学发端于共和国的建立。三十九名作家参与的研讨会，鲁迅的狂言与张爱玲的流言是两大传统，继而延伸至莫言与巫言。两岸不同的文脉照亮了作家的历史与当代文学六十年。

都说春天是文学的季节。春回大地的香江，文坛盛事一场接著一场，张爱玲《小团圆》的讨论方兴未艾，六十年当代文学的纪念，又把读书人引向更悠远的思考。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日、二十一日，由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以及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共同筹办的「当代文学六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he Sixty Years 1949-2009）假香港岭南大学校园举行。

单看长长的与会者的名单，就要讶异于主办方的能量了：王安忆、王蒙、北岛、平路、危令敦、朱天心、李楠、李欧梵、沉双、范铭如、张新颖、张业松、张隆溪、梁秉钧、梅家玲、陈平原、陈芳明、陈建华、陈国球、陶杰、彭小研、黄子平、黄春明、黄锦树、杨玉峰、董桥、赵毅衡、刘绍铭、郑培凯、卢玮銮、钱理群、骆以军、锺玲、锺晓阳、邝可怡、严歌苓、王德威、陈思和、许子东——三十九位学者及作家，有当代文学六十年的代表人物、见证者，也有参与这一学科研究的海内外专家，几乎汇聚了两岸三地最具代表性的阵容。

五场学术专题讨论，围绕「当代文学六十年」破题；四场圆桌论坛进入更日常的讨论，学者与作家讲述他们各自亲身经历的「当代文学六十年」。当代文学何以发端于共和国的建立？这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话题。现代中国小说的发展与历史的命运一直紧密纠缠，著名的文学史研究者夏志清早就提出，中文小说具有「感时忧国」的传统。他的继任者、哈佛大学东亚系讲座教授王德威解释：「小说不甘也不能只为小说，而必须成为大说——历史大緕事的起点。当代小说史每以革命建国或反攻复国为开始点，恰恰印证了这样的历史、这样的历史时间与事件表。」

岭南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子东亦指出：「当代文学史的始、终、转、接都是政治事件而非文学事件」，根据他对时下几部重要的当代文学史作品的研究，发现「起点均是一九四九年七月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史工作代表大会」。而不管是洪子诚所写《中国当代文学史》，还是陈思和主编《当代中国文学史教程一九四九—一九九九》，这两部被认为是佼佼者的文学史作品，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不再以作家、作品，而是以题材、现象来建构文学史。

许子东仍然援引夏志清一九六一年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为例，这本作品中，全书十九章有十二章的标题是作家：鲁迅、茅盾、老舍、沉从文、张天翼、巴金、吴组缃、张爱玲、钱锺书、师陀。这在古代文学史书写中很常见，但在近六十年的当代文学史论述中，却非常少见。

那么，编织起六十年当代文学的是什么呢？不是赵树理莫言王安忆王朔，也不是黄春明朱天文骆以军董启章，许子东解析：「前三十年总是文艺运动—农村小说—革命历史—知识分子。后三十年总是伤痕—反思—寻根—先锋—新写实。」王德威更聚焦的则是中国大陆的「寻根」到「先锋」，台湾岛的「本土意识的乡土文学与叛逆实验的现代主义文学对垒」。 
 
狂言流言莫言巫言

思潮超越了作家文本而被历史所记忆。这似乎是两岸所共有的主流意识形态与文学创作相互博弈的结果。

但王德威也提出：「这一历史想像在八十年代开始鬆动。」他以《狂言流言，莫言巫言》为主题演讲，认为八十年代以后，如果以文坛崭露头角的大陆作家莫言与台湾作家朱天文为代表，可以看到，两岸作家跨越了政治诡变的年代，传承下来的最重要精神谱系，依然可以追溯到鲁迅的「狂言」与张爱玲的「流言」。

儘管鲁迅与张爱玲分别成名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早在「当代文学」发端之前，他们已经是「现代文学史」的中坚人物。然而，一九四九之后，影响最深远的思想渊源，仍然来自这两人。

何谓狂言？狂言隐藏在莫言之后，两者之间的张力凸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端，陷入两难的鲁迅说：「当我沉默著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王德威认为，在全民瘖哑的沉默表像下，用惊心动魄的声音撞击时代——这是鲁迅的方式，也是政治风暴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共和国人的共同精神谱系。

北京大学中文系荣休教授钱理群通过对一九四九年沉从文的研究，找到了类似的「狂言」与「莫言」的张力。一九四九年解放军兵临北京城，沉从文自杀未遂，五十年代后基本放弃创作。直到世纪末，他自杀前后所写的文字才得以披露，沉默的表像下，人们才看到作者激烈的思想挣扎。

何又谓流言？「流言蜚语，女流之言」本是贬义，张爱玲夷然自居，「冷眼张望人生百态，不求微言大义，不作危言耸听，閒话日常，点出作者对一个伧俗社会怀抱的『人世的贞亲』」。如她作品中所言：「没有因为，它只是这样的。」王德威在朱天文「越写越小」的《巫言》中看到了「流言」的影子，「巫」表明放下一切，诸神退位，相比狂言，是坚定地拒绝中心的姿态。

「狂言与流言，莫言与巫言也许可以作为勾画当代小说的流变和不变的一种方法。」王德威学术式的总结，在埙?作家亲身参与的圆桌论坛里，立刻找到了证明。

学术报告结束之后，在星期六的下午，是两场别开生面的作家论坛。一场女作家论坛，主题是「我看当代文学六十年——历史与政治」；另一场男作家论坛，主题是「我看当代文学六十年——男人与女人」。不同世界的组合——两岸三地海外，小说家散文家诗人，男人女人，更有体制内人和体制外人，加上另类话题选择——女人谈政治，男人谈女人；两场论坛迸发出的火花异常精采。

朱天心记得大陆作家阿城一九九一年来到台湾，与他们唱K，那揦多歌曲，只有一首苏俄的民歌是阿城听过的。「我们的世界少了左边，他们的世界少了右边」。她不迴避张爱玲对她以及姐姐朱天文的影响，「当时台湾文学界讲到张爱玲，都一句轻蔑的鸳鸯蝴蝶派」，但没想到后来这支文脉影响了几代台湾创作者。

王安忆惊讶于两岸「说故事」方式的不同。「生活的表象是我小说的肉体，但生活的表象在朱天心的《古都》里，你会发现根本包不住她的情绪、思想。」严歌苓伴随自己的外交官丈夫浪迹四方，常态的旅行令她产生没有归属的「微微的创伤感」，而这正给了她最畅通的言说通道。仍被偶尔称为「王部长」的作家、前文化部长王蒙讲起中华民族六十年的「性沧桑」，他历数六十年华文文学书写中的经典性描写，在文字的纠缠中，暗示两性在历史进程里‘複杂的辩证对话经验’（王德威语）。

八十年代以「告诉世界，我不相信」的声音震醒了一代人的诗人北岛，延续了鲁迅式的批评精神：「我来给这个大会泼泼冷水……我觉得现代汉语作家是不是应该反省，作家和语言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和语言缺乏一种紧张关系，一种应有的不安，我们今天的写作太滔滔不绝，太泛滥，没有节制，作为作家，不应该这揦心安理得。」黄春明回忆起自己阅读的经历，台湾的白色恐怖年代，偷偷读被视为禁书的鲁迅时的紧张与快乐。骆以军则念念不忘与王安忆关于「说故事的能力」的探讨，他感慨于成长于台湾的同代人「经验的匮乏」，憧景借助文学还原那个理想中的教养时代。

虽然鲁迅与张爱玲活跃的年代在一九四年之前，但每一个作家緕述自己的文学经验时，他们两个人的名字总被屡屡提起。可能只是举例，形容一种写作方法或者人生状态，可能是回忆一段生活体验，虽然没有一个作家的谈话主题是关于他们，但他们的经验与精神，在作家所亲历的当代文学六十年中，显然无法迴避。

王德威提出的「狂言流言，莫言巫言」的传承在这里获得了共鸣。一九九九年底，亚洲週刊曾经评选「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悤」：鲁迅的《呐喊》与张爱玲的《传奇》分别当选第一名和第四名。《百年的「呐喊」，「传奇」的世纪》是为当时评选报告的标题，如今看来，这一精神谱系的追溯，越显清晰。（实习记者朱晓吩协助採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