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报22日社论说,高雄市政府决定,原订在十月高雄电影节放映的热比娅纪录片,改为提前在今明二日的“特别邀请场”放映。由“大雄宝殿”移往“两庑配祀”,高雄市政府毕竟让了一步;但既然初始那般铁齿,现在何故示弱?莫怪本土社团谓陈菊“撤片”,是“背叛”行为。
社论说,市府原本说,这是文化活动,市府管不着;但是,如今撤片,却证实了市府可以管。其中区别,正在于此。倘若纯是“文化”活动,当然不应有“红线”;但是,倘若涉及市政府的“政策”,即不能不考虑“红线”的问题。
陈菊领衔与民进党七县市长邀请达赖来台,谓其只是宗教活动,而无政治效应,这是自欺欺人;如今,高雄市府要播热比娅的纪录片,若亦谓只是文化活动,而无政治效应,当然也是自欺欺人。其实,在陈菊脑中,政治效应才是她的基本思考。
独派屡次操作达赖题材,无非皆在隐喻“两独合流”,以挑衅北京;现在,陈菊又拉热比娅入伙,更俨然有“三独合流”的想像。这无论是出自陈菊的“政策”目标,或是缘于此事必然衍生的“政策”效应,陈菊皆须承担其政治责任。
社论说,陈菊及民进党应当知道,民进党若只是一个在野党,则操作台独,只是一种“革命理想”而已,或许即不必考虑“红线”的问题;但是,民进党若是一个执政党,无论在中央或地方执政,而欲藉“政府政策”操作台独,即不能没有“红线”的思考。
陈水扁任期后段,大玩“终统/谜航利比亚”及“入联公投”等剃刀边缘的台独题材;结果,美国公开指他“违反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并径指陈水扁是“试图让台湾走向独立的人(即台独分子)”,更直指陈水扁违反了“台湾人民的利益”。当时,陈水扁即辩称“民主无红线”,但他却侵越了“国家政策”的“红线”;最后弄得美国与他公然翻脸,两岸关系极度恶化,而台湾的选民也不愿再被绑在陈水扁的台独战车上。二○○八年政党轮替,陈水扁在“政策”上操弄“台独”,是民进党失败的主因之一。
而且,陈水扁的这类台独操作,非但未为台独争取到任何更多的空间,反而使台独的空间严重回缩至已经不能立足的地步。台独只能是在野者的“革命理想”,而不可能成为主政者的“政府政策”,已是不言可喻。
社论说,现在的陈菊是小一号的陈水扁。她在操作达赖、热比娅的题材时,似有两个优势:一、南部毕竟是绿营基地;二、毕竟仍有马英九的“中央政府”为她撑持两岸关系,不似陈水扁当年以“总统”角色须面对全局。但是,陈菊的台独操作,与许添财等人的挺扁动作,若使民众对民进党内“陈水扁分身”的无所不在深具疑惧,亦对民进党的“去扁化独”不抱期待,更对民进党之能否“迈入没有陈水扁的时代”陷于绝望,这才是民进党应深思熟虑者。陈菊的达赖与热比娅操作,恐怕连“短多长空”都谈不上,临场撤片已可见一斑。当蔡英文吁高雄人“要有骨气”之时,却为何不劝陈菊“要有理智”?
经过高雄事件后三十年的冲击激荡,民进党从公开标举《台独党纲》,到如今在党内主体已罕见罕闻“台独”二字(“台独”只见诸周边社团);但陈菊却在连“台独”都不能立足之时,竟欲藉消费藏独或疆独来“隐喻”其台独立场,这是最生争议之处。倘若民进党不主张台独,或许可辩称达赖只是宗教事件,热比娅只是文化事件而已;但民进党迄今仍未将其中国政策辩论清楚,仍然扛着台独的神主牌,则陈菊当然必须向国人解释清楚:这些操作的“政策动机”与“政策目标”是什么?
民进党目前最大的困局是:台独已无出路,但民进党却已被台独挟持,而政治人物如陈菊、许添财等仍以操弄疆独、扁独来延续其个人的政治生命,却未必能延续民进党的生命。这正是当民进党在连“台独”都撑持不住之际,却还要如此热中操作藏独、疆独及扁独的私心所在。民进党难道仍不该举行中国政策大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