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宣布习近平入军委 未尝不是好事

中共17届4中全会闭幕，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并未如外界预测，被推选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是否意谓中共党内派系斗争加剧？胡派势力又是否更加茁壮？时报专访了美国马里兰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高铮，他认为，此事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民主的发展，同时代表习近平还未成熟到足以接班。
    
     记者：习近平的太子党与胡锦涛的团派一向水火不容，大会未宣布习近平任军委副主席，是否代表党内派系斗争已到达白热化阶段？
    
    高铮：这件事还有一定发展，这也是好事，派系在任何党派里都是不可避免的，只要不是黑箱作业，实际上这也是民主发展的过程，不能一两个人说了算，也不能一两个头面人物私下做交易，所以这个结果可能更好一些；第二，说明了习近平还没有到众望所归、可成熟接班的阶段；第三，派系斗争和国内政治形式的发展有很大关系，所以目前还很难有最后定局。
    
    记者：您提到此事可视为民主的发展，但派系间的乱斗，是否也是一种民主的倒退？
    
    高铮：这要看最后结果如何，如果最后衍生出私下交易，就是倒退了，但如果能公开，发展出新体制来解决，那就是民主的进化。但无论如何，这件事都说明了不是一个人或一个派系能控制整个政党，这点上看来，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记者：您也提到，此事说明习近平还没到众望所归的阶段，除了习近平外，原本被看好的政治新星李克强近几年也没有特别亮眼的政绩，是否代表薄熙来或汪洋等人更有可能挟着民望、政绩坐上高位？
    
    高铮：衡量一个未来接班人，也要看他在执政能力上有没有突出表现。这也是此次4中全会的主题：如何加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国内很多学者、政治家都谈过，不论说是把握市场经济的能力、促进文明建设的能力，或增进中国大国地位的能力，我觉得都没有抓到核心，做为中国现在需要的、和老百姓最关心的执政能力，应有三方面：
    
    第一，保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能力。如果国内总有不稳定的因素在，或经济停滞了，那执政能力就受到质疑。
    
    第二，处理危机和突发事件的能力。包括SARS、金融危机、新疆问题，如何处理这些危机，是领导人、执政党、接班人能不能建立威望的最大考验。
    
    第三，反腐廉政的能力。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政党廉不廉洁、新的领导人是不是清廉、在反腐上是不是有决心，也是将来能否众望所归的一个因素。
    
    记者：您提到新疆问题，德国媒体评议本次会议时，认为会议对少数民族问题、社会紧张局势等均保持沈默，可说是一个“沈默的会议”，您也觉得会议刻意回避敏感议题吗？
    
    高铮：实际上，大会公报最后一段着重中国的民主问题，但不像以往简单谴责民族分裂主义份子，而是提到共同奋斗、共同繁荣、加快少数民族经济发展，这些都回应了（公报）前半段讲的，经济回升还有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的因素，其实这些都是新疆问题的原因之一，例如不平衡就是新疆地区和沿海地区发展不平衡、政治文化交流不平衡，这是4中全会很焦虑的一个问题，但做为一个党的公报、官方的文字，他不能这样表述出来，所以还是从正面来讲这个东西，前后呼应；同时也回应了我刚提到的，如果一个新的领导人在处理这样棘手的问题上有作为，对他将来顺利接班有很大作用。
    
    记者：香港媒体称，大会通过了增补习近平为军委副主席，决议可能在国庆阅兵后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才公布，既然大会有了共识，为何要过一阵子才宣布，这样的消息是否合理？
    
    高铮：这个做法，可缓和派系内和党内的不同意见、甚至是老百姓的不同意见。老百姓反对找个平庸的人上来，各派系间也还有猜疑，在这种情况下、缓一缓再来，不要让4中全会在这个问题上争议太大，延到阅兵以后再来解决，倒是一个很聪明的办法，而且这种做法显得合乎程序，不是党派会议就解决了，还包括广泛徵求军队的意见。
    
    记者：习近平任军委副主席一事还有变化，是否代表胡锦涛势力的增长？
    
    高铮：相反地，我觉得受到了挑战。实际上很多问题不是胡锦涛时代产生的，而是江泽民时代遗留下来的。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有过警告和担心，如果社会差距确实加大，是很危险的事，邓小平晚年已经没有力量与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而江泽民在位的13年，基本上没有注意这个问题，整个社会的不平衡和差距越来越加大，造就许多不稳定的因素，现在胡锦涛上台了，这些派系到一定时候爆发了，又反过来批评和攻击胡锦涛，还想把自己派系的人安插进来，这基本上是非常荒谬的。但现在确实存在这些问题，所以做为胡锦涛、温家宝，若要想正正实实稳住这个点，确实是有薄弱的、被别人攻击的地方，所以并不是他们的势力巩固了，反而是他们遇到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