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大凡成功的统治者，在接班前无不暗中组建自己未来接班的智囊班底。殷商末期周文王获得洗耳不闻亡国音的姜尚姜子牙；春秋时期的齐国公子小白礼聘有射钩之仇的管仲；三国时期的刘备三顾毛庐请出卧龙诸葛；唐初的李世民更是身为秦王乃开文学馆，延四方文学之士十八人；元末朱元璋强聘刘基刘伯温出山，都是这个道理。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成功的统治者是深知这个道理，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不例外。
尤其是和平年代的交接班，新人要有接班的班底才行。得给新人一个机会，成不成器，全看他们自己，手把手是教不会的。八十年代初将王兆国、胡锦涛放在团中央，邓大人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胡锦涛深明第二代核心的用意，不象王兆国总是一副政工干部的官腔，而是与下属工作人员打成一片。再有，受政治导师宋平指点，胡锦涛苦练书法，不练别的，只练四个字——“朴成方正”。这四个字正是邓小平最为欣赏的作人格言，也是给自己长子邓朴方起名的由来。工夫不负“有心”人，邓小平长女邓楠讨得尚不为外人所知、但却身为明日之星的团中央书记的墨宝，献于邓小平，大获欢心。现今政治局与常委会内的团派大将，如李克强、李源潮、汪洋、刘延东、令狐计划等，都是胡锦涛任职团中央书记时期笼络的下属。
但是这些人都是政工干部出身，善于执行路线、冲锋陷阵、谀上拍马，而非能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贡献奇谋奇计指明斗争方向的高士，只用这些人是要完蛋的，这就是用徒者亡的道理。当然要称王称霸，还需要有姜尚、管仲式的，或师或友的人物。
89年3月胡锦涛抓住西藏八角街平叛的机会，头戴钢盔现场指挥，让记者前后左右一通乱照，以在党内元老面前展示强硬的一面。果不其然，胡的有心之举通过了邓小平的考验，这个娃娃抓住了给他的政治机会。89年六四，邓小平下令屠杀和平示威的平民，囚禁赵紫阳，并与陈云、李先念妥协，提拔江泽民进京。然而面对邓小平的提议，江泽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只有一个要求，带曾庆红。正是这个时候，胡锦涛意识到自己未来强劲的政治对手出现了，不是江泽民而是曾庆红。胡锦涛走的是宋平、邓小平路线，而非汪道涵、李先念、陈云路线。若日后邓过世，江泽民坐大，接班人岂不就是曾庆红，谁不想让自己信得过的人接班？
自团中央任职，至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这十年，胡锦涛除了经营自己未来接班班底，再就是博览群书，研究党史、历史，尤其喜欢上了从香港与台湾购得的南怀瑾国学系列著作。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统治者身边都会有那么个国师。每隔三、五百年历经战乱后，更是出现一位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国学大师。如果说自满清、民国，到我们伟光正的党执政最近三百年来以来，这位国学大师是谁，那么只有南怀瑾有这个资格。在一个对的时代，出现在若干个对的地方，按照其本人的话讲，“生正逢时”！（有关南老波澜壮阔传奇的人生经历，咱们找机会另讲。）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格局中，要想击败党内与党外政治对手，称王称霸党内党外，正是需要南老这样的国师级人物做后盾支持，必要的时候指点迷津。大概是91年，邓小平通过宋平，借口胡锦涛在西藏有严重的高原反应，而把胡留驻北京，观察中央的人与事。92年召开十四大，邓小平钦点胡锦涛进常委，在政治资历上死死压住了欲伸大志的曾庆红。93年更是让贵为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别小看这党校校长的职务，这是邓公有意让胡锦涛仿效秦王李士民的文学馆，招贤纳士。胡也是一点拨就透，利用校长的身份，把全国各行业各省市的司局级、省部级干部招来搞培训，扩大自己的影响。如此说来，还真不能说邓小平不懂历史。正是在此一时期，胡锦涛假借处理在香港的一桩大案的机会，秘密进入香港拜见南怀瑾，尊南老为师，为其指点政治迷津。
此时的曾庆红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更是借国共两岸密谈的机会，以大内总管中办主任的身份秘密前往香港，一是与时任李登辉总统俯秘书室主任的苏志诚密会，二是正式拜南老为师，互执师生之礼，正式成为南老的过门弟子。
由于胡、曾二人在党内身份敏感特殊，二人争相拜南老为师成为党内秘之又密的党内秘史，知之者甚少，当事人又都守口如瓶。
南老是什么人物，什么事没经过，什么人没见过？胡锦涛、曾庆红二人竞相尊他为师，还不是出于想在党内权力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击夸政治对手，获得最高统治权，好称王称霸！他们哪个是真心想获得正道，修成正果，拯救中国文化，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还不是为了获得奇谋奇策，达到整垮政治对手的目的，好使自己一派的既得利益集团长治久安地盘剥中国任劳任怨老百姓的利益。
南老心如明镜，但还是怀着一颗救人救世之心，收二人为徒，希望通过自己的影响，使他们走上正道。但正应了那句老话，师傅领入门，修行靠个人。学坏容易，学好难。胡、曾二人借着南老的著作，研究中国历史，正道没学会，旁门左道一学就通。
97年初，邓小平过世，江泽民借着大搞宣传邓小平理论之机，奠定自己邓小平传人的地位。江泽民、曾庆红知道，江不象毛、邓那样打过仗，恐党内不服，所以一定要搞个思想理论出来，树立自己在党章、宪法中唯我独尊的地位，从意识形态上控制住人们的大脑，让人们丧失独立判断事物的基本能力，取代人们脑中原先的价值标准，从而达到操控各级党员行为的目的。
胡锦涛作为邓强加于江、曾的接班人，能阻止的了吗？如果硬要从正面抵制，就会象当年刘少奇一样，不仅接班人地位不保，连身家性命都是问题。既然硬挡挡不住，不如使用阴计，诱敌深入，将其引入绝境。阴计成功的关键，全在思想理论的发明人。
发明思想理论的艰巨任务，交给了江泽民自以为值得信任的文胆王沪宁。殊不知王沪宁早被胡锦涛经营的人脉买通。发生在唐初的玄武门事变，李世民之所以能成功射杀自己的亲兄弟，就是因为早就暗中买通了当日值班守卫玄武宫门的将领太子李建成的亲信常何。现如今胡锦涛也已暗中买通王沪宁，为的是发动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玄武门之变，王沪宁起的就是意识形态领域里常何的作用。临危受命的王沪宁，在2000年为江、曾设计三个代表的同时，也暗中为胡锦涛设计了用于取代三个代表的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无论是名字提法，还是内容讲法，毕竟要比江、曾搞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许多。要知道，2003年，胡锦涛在一次讲话中首次阐述科学发展观，正逢三个代表进党章、宪法之时，同时是江、曾强迫并考验胡锦涛表态之时，也正是江泽民、曾庆红得意之时，自以为自己的政治生命这回可有保证了。殊不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江、曾竟丝毫无所察觉。
王沪宁果然不负团派众望，利用江泽民好大喜功，与信任自己的特点，炮制了所谓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原本就是大话、空话，一堆的语法修辞错误，江泽民、曾庆红却如获至宝。为消除党内的不同声音，在江泽民授意下，曾庆红效仿毛主席延安整风运动大搞“三讲教育”。什么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说白了就是讲要与他江泽民高度保持一致。曾庆红的作法很直接，派出三讲巡视组到各地，拿出各地方党政领导的家庭财产调查报告与举报信，要求当地干部讲认识讲态度，然后要求当地干部讲对江泽民同志的认识，如此这般达到了消除党内不同声音的目的。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后，江泽民在2001年7月1日的讲话中正式抛出“三个代表”的提法，几年后并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党章、宪法的方面考验胡。胡当然举双手赞成，越是强迫人们接受狗屁不通的三个代表，人们就越会反感江泽民。这就象一壶慢性毒酒，看上去很美、闻起来很香、喝下去味道好极了，十年之后众叛亲离毫无还手反击之力，始知上当受骗。
不论是什么主义、思想、理论，重要不重要，不能自己来说，要由外界或是历史去评说，哪能自封自己发明的思想重要，诸位什么时候听说过马克思重要主义、列宁重要主义、毛泽东重要思想、邓小平重要理论？在政治思想运动史里这是要丢死人的，但是江泽民就敢自树自封。如果说江泽民是个不学且无术的笨蛋的话，为什么曾庆红也看不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胡锦涛、王沪宁的阴计？好歹曾庆红可是正式执过师生之礼的南师过门弟子。如此看来江、曾二人，一个半斤一个八两，一路货色，同是春天里的两条虫子，只能用一个字形容——蠢！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进党章、宪法，党的各级干部极为反感，不是思想当思想，还自称很重要。为此曾庆红又搞了个保先性教育，妄图巩固“三代表重要思想”在党章、宪法，和在党员干部头脑中的地位。然而在2006年底，中纪委两规陈良宇后，江、曾才发现上海帮是如此的不得人心。2007年7月笔者撰文《学者仿效“叔孙通阿二世”发明“三个代表”，江、曾倍感尴尬》，发表于博讯，江、曾的上海帮才有所察觉。尤其是十七大后，王沪宁以中央委员的身份进入书记处，并随中办主任令狐计划一道不离胡锦涛左右，这时的江泽民、曾庆红才感觉上当受骗。
十七大之后2007年，团派重臣汪洋到广东刮起一股“解放思想”之风，为的就是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将广大党员干部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解放出来。三个代表是江泽民政治生命的命根子，动了命根子就动了根本，所以江泽民亲自到广东省过问什么是解放思想。解放思想运动在广东省遭遇江系政治势力阻碍，胡锦涛通过何勇控制的中纪委抓了郑少东、陈绍基、许宗衡，来打击江系广东势力，同时将矛头指向政治局常委周永康。
周永康也不示弱，动用太子党中野心极大的薄熙来在重庆发起所谓的打黑风暴，其用意在于将火烧到前重庆市委书记汪洋的身上，在十八大上用薄熙来取代汪洋进政治局常委会。薄熙来之所以敢明目张胆地把律师李庄打成冤案投入大牢，就在于幕后老板是周永康，中央政法委书记，什么公安、司法、律师，都归他管。高层政治权斗，却拿地方公安、司法开刀，令全国公安感到心寒，于是周永康带领中央政法委员会全体委员与全国公安厅局长在井冈山座谈，重温入党誓词，以图稳住全国公安阵脚。
大有上当受骗之感的江泽民终于意识到了胡锦涛与王沪宁的阴计，如果他这棵大树倒了，江系所有政治成员都要完蛋，所以江氏政治局常委们集体炮制了一个《江泽民思想年编（一九八九——二〇〇八）》，妄图用“江泽民思想”取代不得人心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但是此书仅发行了十九天，就被中央叫停。中办以急件的形式下达至省部级党委，明确不再给“江泽民思想”冠名，今后也不存在此一说法。
江、曾终于明白了汪沪宁发明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杯慢性毒酒，想不喝了，但被胡锦涛叫停，不仅要江、曾继续喝下去，而且还要喝光！
在胡、曾之间魔与道的二十年较量中，论强势，胡不如曾；论阴计，曾不如胡。曾庆红倚仗江泽民所谓的第三代核心大内总管的地位，先后把持了中办、中组部、中央党校、公安、国安、军委、中宣部等强势部门。江、曾势力虽然完全控制了国内舆论、宣传喉舌，然而胡锦涛等团派干将却秘密安排人马到海外占领华文舆论阵地，其中最为成功的就是《多维》。就政治权斗的角度出发，控制海外华文媒体，在海外爆料打击政治对手，要比控制国内宣传媒体的力量大得多。因为在海外爆料根本不受规则的限制，再有人们被骗的次数多了，所以根本不相信官方媒体，倒是更愿意从非官方渠道获得内幕消息。
2004年9月，《纽约时报》首先披露了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将在中国十六届四中全会卸下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消息。10天后，为《纽时》工作的赵岩便以涉嫌泄漏国家机密罪被捕。而同为北美的《多维新闻网》曾先后两次，先于十六大、十七大召开前，先于中共官方媒体，独家披露了新晋政治局常委人选。如此重大的党和国家政治泄密事件，就政治性质而言，远比江退位的消息严重得多，国安部竟不追查，更没有人因此被捕。所以《多维》是谁家的喉舌，大家不言自明，国安部的确不想卷入党内权力斗争。
在十七大前为了逼迫江氏集团妥协交易，胡锦涛的团派更是透过《多维》爆料江氏集团在股市上坑蒙老百姓圈钱的消息，其中设涉案金额高达12000亿的招沽权证案，核心人物就是江泽民大公子江绵恒的亲信人物，上海证交所的刘啸东、刘敏夫妇。当江氏集团与胡锦涛的团派达成妥协交易后，《多维》又赶紧撤下此条消息。江泽民要求胡锦涛关闭在海外的喉舌阵地《多维》，否则大家都可以在海外自由爆料，大家鱼死网破，谁也别想好。胡锦涛装傻，拒不承认《多维》是团派在海外的宣传阵地，但表示中资机构可以出钱收购，来向江泽民妥协。然而江泽民又上当了，所谓的媒体只是个空壳，它的实力全凭消息渠道，而消息渠道是跟人走的，失去了消息渠道的多维只能是个死老虎。何频放弃《多维》，到香港透过《明镜月刊》继续为团派干着出口转内销的政治宣传活动，来打击胡的政治敌人，其实这只是团派海外喉舌的金蝉脱壳之计，骗骗老年痴呆的江泽民罢了。
胡锦涛与曾庆红同拜南怀瑾为师，也不能说是一点积极意义没有，大家不是看到最近几年，中共操办的孔子学院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在世界各国。中共大操大办孔子学院，与其说是出于党内外信仰道德真空，不如说是看中了孔子这块金字招牌，毕竟外国人还是认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与其让民间自发信仰孔子，不如由党的统战部来操办，这样可以掌握主动权，重新包装孔子，里面夹藏着中共专制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的私货。打着孔子旗号可以让人放松警惕，让中共的专制主义长治久安，用狭隘民族主义对抗西方现代价值观，才是统战部的目的。所以人们现在看到的孔子，不论是所谓于丹讲的，还是电影〈孔子〉，其实都不是两千五百年前真实的孔子。
不过人们大可不必担心，看看欧洲基督教教会的发展史就可知，中世纪的欧洲教会最为反动，但有一个好处，让人们知道了上帝、基督耶稣，与圣经的存在。虽然对圣经的解释权始终在神甫手中，但一旦到了印刷术革命的时候，人们就可以接触到圣经，根据自己的阅读去理解圣经，这就是马丁路德与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运动，回归到基督教原本教义上。所以马丁路德与加尔文又被称为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对于孔子学说的信仰，也不会例外，人们迟早会回归到孔子原本学说主张上，中共孔子学院的心机是白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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