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高岗是否提议“将东北划给苏联”

高岗去世37年后，即1991年，俄国汉学家冈察洛夫访问柯瓦廖夫。已退休多年并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的前工程师柯瓦廖夫受宠若惊。为了留下一个惊人印象，改变其悲惨的处境，他脑瓜裡编造故事的闸门又打开了，创作思潮汹涌澎湃，奔腾而出。

他说：“有一件事发生在1949年7月27日那次联共（布）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收回了请苏联空军和潜艇帮助解放台湾的问题，随后情绪十分激动的高岗也发了言。他完全赞同刘少奇的发言，继而表示，他想提出他个人的一项建议。高岗说，他建议宣佈东三省为苏联的第17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当时苏联共有16个共和国，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当时也具有加盟共和国地位）。”

可是，当年刘少奇高岗访苏时担任翻译的师哲回忆说：“柯瓦廖夫根本没有参加过刘少奇和斯大林的会谈——所以他并不知道谈判的经过。”师哲还特地谈道：高岗“作为中国人，中共政治局委员，从未当众也绝不会提出将东北变成苏联的第17个加盟共和国。高岗很不满意苏联搬走东北的机器，很想向斯大林透露一下，但是刘少奇不同意。高岗连我们的机器被苏军搬走都不同意，他怎麽会提出将东北变成苏联的第17个加盟共和国？”事情已经真相大白，从来没有参加过斯大林、刘少奇、高岗会谈的柯瓦廖夫编造了那次会谈的内容，而参加了那次会谈的师哲揭露批驳柯瓦廖夫对那次会谈的所谓回忆，“这是柯瓦廖夫凭自己主观臆想杜撰出来的”。

张文木以为师哲的这个观点无法成立。他指出，1949年6月27日斯大林参加的那次中苏两党高级会谈（中方代表团三人：刘少奇﹑高岗﹑王稼祥，苏方代表团三人：莫洛托夫﹑米高扬﹑马林科夫——本文作者注），事实上，柯瓦廖夫参加了，师哲反而没有参加。
张文木拿出了“铁证”：“《斯大林克里姆林宫办公室来客登记簿》中关于1949年6月27日这天斯大林接见刘少奇一行人员进入会场的记录与师哲的记忆正好相反……这是刘少奇一行到达莫斯科后首次受到斯大林接见，因而不可能有记录错误。档案记录显示：柯瓦廖夫于当天晚23点进入，24点离开斯大林办公室，进出的时间与刘少奇﹑高岗﹑王稼祥完全一致。这说明柯瓦廖夫不仅参加了会议，而且是随中方人员同进出，因此可以断定他也在场。师哲记忆与此不合。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办公室记录的这次会议进出人员中却没有师哲。这说明师哲所说的‘柯瓦廖夫根本就没有参加刘少奇和斯大林的会谈’的记忆是不准确的。”

从1949年建国，我国领导人出访从来自带翻译，这是一条沿用至今的老规矩。刘少奇1949年访问苏联和斯大林会谈带了一名俄文翻译，即师哲。师哲当年去苏联就是给这次会谈当翻译的，怎麽可能到了会谈时他却不在了？历史事实也是如此，刘少奇1949年访苏时的所有会谈都是由师哲翻译的。至于1949年6月27日这一天在斯大林办公室的来客登记上没有师哲的名字，显然是漏写了。《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的执行总主编沉志华在该书20卷（该卷刊登了斯大林克里姆林宫办公室来客登记簿——本文作者注）最前面反复说明，“记录显然还存在许多错漏的地方。这些都是研究者在使用这些档案文献时需要留意的”。张文木显然没有留意到这句话。

在苏联退休外交官﹑历史学家列多夫斯基的著作《斯大林与中国》中有一份1949年6月27日斯大林与中共代表团的会谈纪要。这份纪要的一开始就是参加会谈的名单，其中倒数第二名是卡尔斯基（师哲的俄文名字——本文作者注），而最后一名是柯瓦廖夫。

这儿的关于柯瓦廖夫参加会谈的记录显然与事实不符。确切地说，柯瓦廖夫虽然1949年6月27日那天的确进过斯大林的办公室，但是他并没有参加中苏领导人会谈。据师哲回忆，“柯瓦廖夫根本就没有参加刘少奇和斯大林的会谈。刘少奇去苏联，柯瓦廖夫同行，他的工作是我们到大连，由他出面向苏军交涉，派飞机送刘少奇一行经朝鲜上空﹑远东到莫斯科。在路上用了七﹑八天时间。刘少奇第一次拜见斯大林时将柯瓦廖夫带到克里姆林宫。但是并没有让他进谈判的房间，而是在外面等著。斯大林知道他也来了，派人把他叫进来，问他一路上的情况。他见了斯大林像个小学生一样站得笔直，十分紧张﹑拘谨。回答完了问题，斯大林示意让他出去，他就赶快退出会场。所以他并不知道谈判的经过”。

可就是这个柯瓦廖夫后来却到处吹嘘他参加了苏中领导人会谈，并且无中生有地杜撰了许多会谈时苏中双方领导人的谈话内容，使许多不明真相的中苏两国人信以为真。不过凡是理性思维的人都明白，进过斯大林的办公室和参加了中苏领导人会谈完全是两码事，这是起码的常识。柯瓦廖夫这个小小的中长铁路的苏方代表，怎麽可能参加只有中苏两党两国领导人才能参加的最高级会谈呢？真是天大的笑话！
总而言之，师哲作为翻译参加了1949年刘少奇和斯大林的全部会谈，包括1949年6月27日的会谈。如果有疑义，可以到中央档案馆查证。而柯瓦廖夫这个中长铁路的苏方代表没有也不可能参加1949年中苏领导人会谈。他仅仅是在6月27日会谈时被斯大林叫进去问了几个问题，随后马上退了出来，始终呆在会谈房间的外面。
综上所述，我对张文木对师哲的质疑感到费解。附带说一句，张文木在他的文章《“高岗问题”的若干考证及其他》裡，几次引用某人写的关于高岗的文学作品裡的文学想像描写来为自己的政论文章作证，对此，我同样感到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