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竟调来郑必坚当常务副校长改造党校

    长期以来，在许多人心目中，与北京脍炙人口的风景名胜颐和园毗邻的中央党校，是一个神祕的地方。事实上，胡锦涛以校长身份再次跨入的党校，与12年前他以学员身份初次跨入的党校，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在他治下几年，中央党校又有了若干变化，逐步撩开了神祕的面纱。

　　与一般高等学府不同，中央党校在招收学员、教学内容的设置、学员的管理等诸方面都有着特殊之处。比如在招收学员时，由中组部、中宣部和党校叁家联合进行。学员进校后，即使官至省部级，也必须老老实实坐下来，认认真真学理论。

　　胡锦涛主管中央党校后，根据邓小平“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精神和关于培养跨世纪接班人的思想，及时进行教学改革，按照新的教学体系轮训培训干部。在课程设置上，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为主课，以学习邓小平理论为中心内容，并注重对当前重大现实问题的研讨。

　　儘管党校只是胡锦涛工作的一部分，但他对此很重视，1993年上任，一开始就到一个一个老员工家里走访;每次党校开班或结业，都会前来与学员会面。年过七旬、从事党章研究多年的中央党校老教授叶笃初说：胡锦涛“每年都有八次、十次与教师和学员的见面活动，还不包括参加校委会的其他工作”;几乎每次到党校，都要发表重要讲话，且不是泛泛而谈，“看得出是经过了专门的準备的”。

　　1996年4月12日，胡锦涛在党校专门召集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简称中青班)座谈，商讨中青班教学、管理工作。胡锦涛强调“学塬着”和“抓好实践环节”，指出：“关键是怎么学，要本着少而精、管用的塬则。要蹲点调查，解剖麻雀，提出对策性意见。”7月一天，在参加完党校中青班第12期毕业典礼后，他径直来到中青班学员宿舍楼，从五楼到一楼一个楼层一个楼层地看学员，和大家一一握手，祝贺大家学习结束，为大家送行，希望把学习成果运用到实践中去。

　　以“培养未来政治家”为任务的中青年班始于1980年，中共十四大前，中青班的学制为半年至叁年，学员的文化程度、年龄、职务参差不齐。1995年后，在胡锦涛策划下，中央确定中青班是为省部级领导干部培养后备力量，从报名招生到审查把关由中组部直接管理。每一期的中青班都有中组部派出的联络员全程跟班学习，中青班的学员以正厅局级干部为主，高学歷和低年龄趋势明显。后来中青班的调研题目，是专门请中组部召集20余个中央和国家部委有关部门负责人参与设计的，每期都提供近百个参考选题，学员们从中选出与自己工作相贴近的题目深入基层调研。

　　八十年代党校机构的主体由进修部、培训部和理论部组成。胡锦涛根据实际情况，推动改成学员部和教研部两大块，其中学员部包括进修部(包括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地厅级干部进修班、县市委书记进修班、国有大型企业领导进修班等)、培训部(包括中青年干部培训班、西部地区干部培训班、民族干部班等)和研究生院。

　　教研部通常被叫做“七部一所”，即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法、党史、党建、文史七个教研部和国际战略研究所。

　　按照规定，在任的省部级主要领导都必须经过党校培训，叁个月的课程儘量安排紧凑而充实，除了系统地学习《邓选》第叁卷，还安排了许多课程，其中西方经济学的课程和讲座颇受学员们的欢迎——有人甚至说，是最受学员欢迎的课程。

　　中共十四大到十五大这五年，中央党校共轮训省部级干部820人，共轮训培训8300多名学员。在十五大前夕，1997年5月结束的近百人的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中，有赫赫有名的外经贸部部长吴仪、上海市长徐匡迪等。中央党校已成为中共学习、研究、宣传邓小平理论和培养高中级干部的重要基地。

　　中共领导人歷来把党校作为阐述他们的思想理论和政策观点的论坛。1997年5月29日，江泽民在这里发表讲话，被中共认为给十五大的召开定下了基调。而市场经济是十四大的主旋律，胡锦涛也会同党校负责人请来副总理朱镕基、钱其琛、李岚清、吴邦国、姜春云等，在党校就经济形势、外交政策作过报告。

　　党校也是胡锦涛了解下层和影响上层的渠道之一。除了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在党校的简报和内部参考材料上也经常刊登学员和教研人员撰写的各种理论政策建议，为中央和国务院“提供决策参考”。党校传出的思想，被视作胡锦涛思想政治取向的风向标——安徽一位市委副书记曾经对笔者之一说过，他就经常研读中央党校的各种理论刊物，经常与中央党校的老师与学员联络，了解中央党校人士的言论与行动，“因为中间经常透露胡锦涛的看法”。

　　胡锦涛1993年上任之时，胡耀邦当年所倚赖的智囊成员早已被曾担任党校校长的王震等人整得星流云散。十叁大时中央党校成立的政治体制研究所，虽然没有撤销，到九十年代初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全国硕果仅存的“政治体制学术研究机构”，也气息奄奄，难有作为。既有前车之鉴，也不具备“天时、地利、人和”，胡锦涛相当谨慎地注意不标新立异挑起思想争论，他只是组织党校的教育、科研人员，从思想理论上诠释、阐发邓小平、江泽民指示和当时中共中央决策。

　　胡锦涛着手调整、加强了党校的领导班子。时任七个副校长中，苏星是颇有名气的经济学家，邢贲思是颇有名气的哲学家，他们两人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杂誌的总编，其余五人都是胡锦涛上任后设法安插充实。其中汪家镠是胡耀邦的老部下，曾担任过北京市委副书记;刘胜玉在八十年代曾任西藏团区委副书记，中直机关团委副书记、书记;龚育之是“研究邓小平理论的权威”，汝信和杨春贵也有哲学研究背景。

　　在胡锦涛担任党校校长四年之后，1997年十五大前夕，调来曾任胡耀邦祕书的郑必坚，担任常务副校长，排位仅次于胡。

　　“文革”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郑必坚，曾经担任过于光远的祕书，“文革”后成了华国锋的祕书——中共公开的人事材料，只说郑必坚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祕书，而对他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的祕书隻字不提。胡耀邦上台后，他成了胡耀邦的祕书。胡耀邦倒台后，他又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十分活跃。赵紫阳上台后对许多邓力群手底下的理论左派均不予重用，郑必坚却能够成为赵紫阳亲自挑选的十叁大报告起草小组主要成员之一。“六四”事件后，郑必坚居然又受到江泽民信任，再次走红，担任中宣部副部长，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上终于熬成中央委员，其副部长的头衔前面也被加了“常务”两字。1997年中共十五大上，郑必坚以65岁高龄再次连任中央委员，并被从中宣部调至中央党校。

　　“两个凡是”这个提法在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誌、《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被大肆宣传。此前的2月4日，汪东兴曾在这篇社论送审清样上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多次修改，我看可以用。”邓小平发动对“凡是派”的理论讨伐之后，李鑫失宠。但是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前所长、着名“党内自由化分子”苏绍智等人回忆，1977年1月21日，“英明领袖”华国锋的一篇讲话稿中就出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的论述，这篇讲话稿便是郑必坚的手笔。可见，“两个凡是”始作俑者其实是郑必坚而不是李鑫，李鑫实际上是“凡是派”中唯一一个倒楣的替罪羊。苏绍智回忆，当年于光远和冯兰瑞曾当面批评郑必坚的“两个凡是”观点。

　　最近几年来，关于郑必坚一直争议不断，有人说他是“改革派”，也有人指他是“风派人物”。不过，他来党校，起的正面积极作用是主要的，他调来，胡锦涛才在党校有了一些更大动作，除了培训高级干部，也更多地通过与各地后备精英的接触，为日后自己上台掌权挑选精干队伍。

　　感受到世纪交替国际潮流的胡锦涛，也谨慎地尝试对传统党校“潜移默化”地改造：除了前面说到的西方经济学，还将西方当代其它社会科学理论列入课程，让每年来这裡的那些雄心勃勃、摩拳擦掌要在政坛上显一番身手的后起之秀，对西方的价值观念、思想方法有一点了解。此外，胡锦涛还积极推动强化对国际关係和战略安全的研究，他在与党校的教学、研究人员的交往中，鼓励他们进行一些思想理论和政策性的探索。

　　胡锦涛依然低调。然而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卢先福教授说，低调不等于无所作为。胡锦涛做了不少实事，尤其是在理论研究方面，他非常重视，多次倡导学者们进行广泛的思想理论探讨。

　　卢先福说：“胡锦涛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在我们教职员工当中很有威信，口碑很好。”还说：“他不仅务实，还有改革创新意识。”举的例子是：江泽民“叁个代表”思想刚提出不久，胡锦涛便组织了一个小範围的研讨会，请了五六名专家和部门官员到中南海参加座谈。“他让大家来领会‘叁个代表’的重要意义，并就此各抒己见。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机敏灵活，能听进各方意见，还善于思考一些关于治党治国的重大问题。”

　　在胡锦涛推动下，教学体制改革开始有了更多的“新意”了。党校科社教研部谢志强副教授介绍说，“党校九十年代后教学的新佈局，概括讲就是‘一个中心四句话’，即围绕着邓小平理论这个中心，提高学员的理论基础、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和党性修养。”

　　在必修课的设置上，八十年代，党校形成了以党史、党建、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哲学为主的教学课程，被大家简称为“老五门”。胡锦涛主掌党校之后，按党校师生说法是“叁基本”和“五当代”：“叁基本”俗称为马基本、毛基本和邓基本，“五当代”包括当代世界经济、当代世界科技、当代世界法制、当代世界军事和当代世界思潮，后来又加上了当代民族与宗教，变成了“六基本”。 (《他领导中国：胡锦涛新传》由明镜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