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带来的最大后果：胡锦涛从此获得自信

中国当局不仅是控制言论，而是全面侵犯公民的自由、权利。固然，普通百姓对一般事件的抗议拥有更多活动空间，执政者却坚守“底线”，绝不允许任何人挑战统治，凡遇到所谓敏感日子或者发生重大事件，就全面收紧控制。例如，自从2009年7月新疆事件之后，当局在新疆主导“严打运动”，12人被判处死刑，250多人被捕。奥巴马访华期间，当局在北京强行关押上访的维族人，禁止维族学生谈论敏感话题，监视维族知识分子……

人们记得，在胡锦涛第一届总书记任期即将结束的2006年年底到2007年年初，民主、法治的声浪一度高涨。胡锦涛的智囊之一俞可平发表短文《民主是个好东西》，随后谢韬发表长文《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尤其是在中共十七大之前，曾庆红执掌的中共中央党校，拿出洋洋洒洒三万字的《从经济发展角度思考和设计政治体制改革》长文。这篇政治改革蓝图发表之后，胡锦涛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集体学习。胡锦涛当时并声称，未来中共要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俨然有以之为中共十七大定调的重要参考之意。儘管这份蓝图被人批评是比一百年前慈喜太后的“君主立宪”改良还要保守和后退的“党主立宪”，但是毕竟还是重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命题。

胡锦涛的搭档温家宝总理，2007年2月26日，罕见地由新华社发表署名文章《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文章中说，“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我们从来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与民主政治不是相背离的，高度的民主、完备的法制，恰恰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是成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标志。”“我们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建成民主和法治国家”。

这番话，虽然不是胡锦涛讲的，但是他显然没有反对。否则，温家宝不会在20天之后的3月16日，又在全国“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如此回答法国《世界报》记者提问：我最近这篇文章讲述了一个道理，就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不是悖离的。我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我同时强调，世界上有2000多个民族，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的社会历史发展不同，他们的发展水平不同，民主的形式和途径也是不相同的。这种文化的多样性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至于你提到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什麽？我可以明确地说，社会主义民主归根结底是让人民当家作主，这就需要保证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就是要创造一种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就是要在平等、公正和自由的环境下，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全面的发展；就是要充分发挥人的创造精神和独立思维的能力。

温家宝对于民主的这番表态，很自然被看成是胡、温最高层回应社会对于民主的诉求。

然而，自那之后，风云突变。

据统计，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里总共提过几十次“民主”，却都冠有“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的限制词。尤其关键的是，“党主立宪”并非与民分权、与民立约，而是党除了进一步垄断权力和资源，将政府、军队、人大、政协、司法、新闻、国企统统纳入党的领导之下，还进一步将党权扩展到私营和外资企业，要在这些企业发展党组织，更准备用纳税人的钱去补贴农村党员，以巩固基层党组织，强化对农村的控制。

温家宝言犹在耳，而后，在官方主流媒体上类似关于民主的见解近乎绝迹，与普世价值相联繫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声音，更被“一剑封喉”。而党内左派元老和左派网站批“普世价值”的讲话和文章却大行其道。一年多时间内，当局组织理论界和官方媒体进行了数次围剿。

这一趋势在2009年5月达到高潮：在胡锦涛的指示下，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编写了《六个“为什麽”——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在报刊上刊出后，又由学习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而后製作成政论性电视节目，由中央电视台在“十一”期间播放。

这篇文章回答的六个问题是：为什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为什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而不能搞民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为什麽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为什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为什麽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不能搞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为什麽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而不能走回头路？官方声称，这篇文章“对于在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基本的道德规范，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该文说，中国不搞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因为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不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如果盲目引进，必然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

爲什么胡锦涛等领导层似乎开始鬆动的调子突然又收紧？海内外冒出了多种解释：改革开放30年，经济基础变了，但上层建筑、“左”的意识形态，基本上没有变，坚持左派思想的人施加了强大压力；胡、温出自基层，更能感知在社会矛盾很尖锐的情况下，刺激起佔多数的民众对民主、自由、人权的需求，将会火上加油；在敏感日子联袂而来的2008、2009年，头等大事是稳定，民主就得让路了……众说纷纭。

还有一种解释：从2007年8月浮现的金融海啸是中国领导层态度大变的触发按钮。自次级房屋信贷危机爆发后，投资者开始对按揭证券的价值失去信心，引发流动性危机。多国中央银行多次向金融市场注入巨额资金，也无法阻止金融危机的爆发。到2008年9月，金融危机开始失控，导致多家巨大规模的金融机构倒闭或被政府接管。而中国则扮演了“救世”的角色，这不仅使民主自由样板的美国，光环黯然失色，其秉持的“普世价值”的吸引力大减；而且也使全球经济格局发生深刻的变化。胡锦涛从金融海啸中获得了自信，对普世价值便也由肯定转到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