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录音：5月17日决定了六四悲剧

    “六四”是中国埋藏的最大的政治炸弹，必定被重新评价，相关领导人物注定被追究历史责任。过去二十多年来，一些领导人物为自己留下了辩护词，其中包括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和国务院总理李鹏。

    1989年5月17日，政治局常委在邓小平主导下讨论是否戒严，究竟结果如何？是如赵紫阳所说的2比2，乔石弃权；还是如李鹏所说的3比1，胡启立弃权？这关系到后来産生严重后果的戒严决定，是否具有合法性。

　　当天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邓小平家召开，邓小平、杨尚昆、薄一波和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参加：

　　在赵紫阳讲话后，邓小平说了一句份量极重的话：“紫阳同志，你5月4日在亚行的那篇讲话是一个转折，从那以后学生就闹得更凶了。”

　　邓小平接著说：“是没有错，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绝对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不一定都要用枪炮，用拳头、木棍也可以打得很凶。民主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前提必须是国家保持稳定。这次事情不一样。事情一爆发出来，就很明确。一些同志到现在还不明白问题的性质，认为这纸是单纯的对待学生的问题，实际上，对方不纸是那些学生，更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他们的根本口号就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完全依附于西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不懂得这个根本问题，就是性质不清楚。我知道你们中间有争论，但现在不是来判断争论的问题，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只讨论究竟应该退不退？”

　　邓小平：“大家都看到了，现在，北京乃至全国的形势都相当严峻。特别是北京，无政府状态越来越严重，法制和纪律遭到破坏，许多高校陷于瘫痪，公共交通到处堵塞，党政领导机关受到冲击，社会治安恶化，游行的人数越来越多，已经严重干扰和破坏了生产、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正常秩序。如果再不结束这种状况，任其发展下去，我们已经取得的一切成果，都将变为泡影，中国将出现一次历史性的倒退。退，就是承认他们那些；不退，就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我们4月26日的社论方针。陈云、先念、彭真等老同志，当然包括我，看著北京的局势都忧心如焚。北京已经不能维持了，必须首先解决北京的安定问题，不然，全国其它省、区、市的问题解决不了。卧轨、打砸抢，不是动乱是什麽？再这样下去，我们都要被管制了。考虑来考虑去，要请解放军出来，要在北京戒严，具体一点就是在北京市区实施戒严。戒严的目的就是为了坚决制止动乱，迅速恢复秩序，这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今天郑重地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出来，希望你们考虑。”

　　对于邓小平的建议，赵紫阳回答，“有决断总比没有决断好。不过，小平同志，这个方针我很难执行，我有困难。”
　　邓小平：“少数服从多数嘛。”
　　赵紫阳：“我服从党的组织纪律，少数服从多数。”

　　书中谈到了赵紫阳参加5月17日常委会经过，以及邓小平对他的发言“不耐烦”还有李鹏姚依林对他的攻击：

　　17日，我就打电话要求见邓。随后，邓办就通知我下午到邓处开会，常委和尚昆都到（当时万里出国了，他每次列席常委会）。我本来是要求见邓个别面谈的，邓决定到他家开常委会，我就感到事情有些不好。我在会上先讲了我的意见。大意是：现在学潮在发展，形势在恶化，十分严重。学生、教师、记者、科研人员、机关干部都有不少人上了街，今天估计有三四十万人，工人农民有不少人同情，所以如此，除了腐败、透明度等热点问题之外，主要是各界责备党和政府对学生绝食为何麻木不仁，见死不救。而同学生对话主要卡在4.26社论定性上。4.26社论引起这麽多人误解，一直对立，总有说不清楚或不正确之处。现在唯一能够立即见效的，就是必须对社论定性松一下口。这是关键，可以赢得社会同情。我们给学生脱了帽子，就比较主动了。如果绝食拖下去，死了人，势必火上加油。如果採取和群众对立的措施，很可能有全局失控的现实危险。

　　在我陈述我意见的过程中，邓的表情很不耐烦，不以为然。

　　我一讲完，李鹏、姚依林立即站起来批我，把学潮昇级的责任全部归结为我5月4日在亚银的讲话。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们指责我在亚银的讲话。过去他们实质上反对，但是没有这样公开说过，其激烈程度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从两人对我毫无顾忌的攻击，可以看出他们事先与邓之间已经有了默契。胡启立当时发言主张修改社论。乔石没有明确表态。尚昆不赞成修改社论，并且在这个问题上起了不好的作用。他说廖汉生主张戒严，是不是可以考虑戒严？本来尚昆一直是反对戒严的，这时他转述廖汉生的主张，实际上他改变了主意。

　　最后邓拍板说：事态的发展更加证明4.26社论定性的正确。学潮所以一直不能平息，问题出在党内，出在赵的“五四”亚银讲话上。现在不能再退了，否则不可收拾。决定调军队进京，实行戒严。并且指定由李鹏、杨尚昆、乔石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实施。邓讲完后，我就表示：有个决策当然比没有决策好，但我非常担心它将带来严重后果。我作为总书记，组织执行这一决策很难得力。邓说，如果这个决策错了，由大家共同负责。李鹏在会上还提出，常委会议经常有人把内容泄漏出去，内部有坏人，鲍彤就是一个。我就反问他：你这样讲要负责任，你有什麽根据？他说：我有根据，以后告诉你。会开完，我就走了出来。邓是否又留下他们谈了什麽问题，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当时心情很不平静，我在思考：无论如何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动用军队镇压学生的党的总书记。

　　回家后，我愤然让鲍彤为我起草了一封向常委辞去总书记职务的信。在当天夜裡召关的如何贯彻戒严的常委碰头会上，当谈到要我主持宣佈戒严的干部大会时，我没有接受。我说，看来我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尚昆针对我的话说，现在不能提这样的事，人事格局不能动，就是说，我这个总书记不能动。我的辞职信送到中办秘书局尚未分发出去的时候，尚昆就知道了，便打电话再三劝我收回成命。尚昆说，这个消息一传出去将使形势更加激化，不能火上加油。我接受他的劝告，18日通知中办，我的辞职信不要发出，后由秘书把辞职信收了回来。

　　在这裡我想说一下，邓召开的这次决定戒严、对学生镇压的会上，外电传说常委开会是三票对两票，其实根本没有什麽三票二票的问题。参加会议的就那麽几个人，作为常委来讲，那天到的常委是二比二一个中立。我和胡启立主张修改社论，姚依林、李鹏坚决反对，乔石中立，没有明确表态。根本没有三比二的问题。当然，如果加上邓、杨，他们不是常委，如果按到会的人算，他们当然算是多数。实在说，没有什麽正式常委投票。

　　《李鹏六四日记》
　　李鹏在日记中对5月17日的会议有较详细的记录，并其为“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次会议”。李鹏这篇日记所谈主要内容就是交待出“邓小平提出了实施戒严的任务”：

　　……小平同志说：措施不坚决不行，不迅速不行。我想的办法是戒严，纸有这个办法才能够在较短时间内使动乱平定下来。在戒严期间要打击坏蛋，不打击这一部分人是不行的，但是人数不要多，少数几个人。戒严就是要动用军队，军队也要教育好，纸要不搞打砸抢，军队也不还手。如果衝突起来，碰伤一些人也是难免的。北京警力不够，要恢复正常工作秩序、生活秩序、学习秩序，纸有宣佈戒严。动作要快，准备好了就立即实行戒严。目的是为了保护大多数，不要让更多的人卷进去，陷进去。

　　……小平同志提出戒严后，会场的空气变得十分严肃，是各位常委对此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表态的关键时候了。我首先表示：我完全同意实行戒严，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姚依林同志也表态同意戒严。乔石同志点头表示同意。胡启立同志还是那一句话，对当前局势感到忧虑。纸有赵紫阳表示反对，说这个方针我执行不了。

　　各位常委表态后，小平同志说：戒严的事由李鹏、乔石、尚昆同志主持，卫戍区、公安、武警参加外，还有调一些部队进北京。

　　接著，小平同志以大无畏的精神指出：实行戒严如果是个错误，我首先负责，不用他们打倒，我自已倒下来。我现在认识到，我在这个时候恰恰不能倒下来，文件我可以不看，但不要让身体出了毛病，将来写历史，错了写在我账上。已经不能考虑别的办法了，不能再让，再让中国就完了，很快就发展成全国性动乱。

　　……小平同志强调：政治局常委会纸能少数服从多数，作出决定共同承担责任，常委一致，政治局一致才是根本的保证。大家统一行动，说话一个口径，错了大家共同负责，这是关键所在。

　　这时，赵紫阳说：“对常委大多数人的意见， 我纸能组织服从，但是我保留意见。”

　　小平同志警告我们，戒严一事，在公佈以前要绝对保密，以便军队顺利进入北京。小平同志尖锐指出：你们常委办公室裡有奸细。我倒要看看，这次是谁走漏消息。

　　小平同志最后说：没有万全的方案，什麽都很稳妥也不可能。要阻止外地人到北京来，也不要让动乱蔓延到外地去。攻新华门难道不是动乱，攻大会堂难道不是动乱，动乱已经是事实了嘛，不要再这个问题再争论了，常委一致起来，少数服从多数，团结一致，聚精会神把动乱处理好。

　　……下午6时左右常委会结束。我们从小平同志家出来， 我的精神为之一振，赵显得垂头丧气。我向常委提出，晚8时常委再次开会，落实戒严措施。

　　两个小时以后，常委会在中南海勤政殿小会议室举行。赵紫阳一开头就说，我知道我的时间已经结束，已经写好信向常委请长假，因为我留在常委会妨碍你们的工作。尚昆同志劝他不要这样做。会议确定，5月19日召开在京的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北京戒严时间初步定在从21日开始。军队的调动则由尚昆同志具体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