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廿二年祭 中国海外民主运动已死？

今年是“六四”事件的第22个年头。就在6月4日前夕，“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等127名六四事件死难者亲属发表公开信，透露北京市公安部门曾在今年2月、4月和5月，先后三次找个别“六四”事件死难者家属，讨论赔偿问题。公开信说，过去16年来，“天安门母亲”群体曾多次致函中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就六四事件死难者与政府展开对话，但当局始终不予理睬。中国当局年初终于打破沉默，愿意作出赔偿和抚恤，此举值得欢迎。

不过，由于当局不谈公布真相或司法追究，只提出经济赔偿问题，公开信因此质疑当局试图通过赔偿死难者来私下了结六四事件。据悉，“天安门母亲”群体自1995年就提出了解决六四问题的“真相、赔偿和问责”三项要求。而此番与死难者家属接洽的公安部门人员表示，“真相、问责不好办，至于赔偿，多少钱能解决问题”。据丁子霖称，公安首度谈话的当天下午，那位母亲欲出门找她商量此事，即被楼下两名警察阻止外出。

此外，在距离6月4日尚有10天的时候，北京方面即有所准备。据悉，众多政治异见人士陆续收到当局警告和遭到监控。一批敏感人士相继被中国公安、国保部门约谈、警告，禁止他们在此期间参加纪念活动、不得接受采访、甚至不能穿白色衬衣。有匿名异见人士指出，北京街头便衣多了，以前他们只分布在天安门广场，现在连十字路口甚至一些更小的地方，都有公安便衣介入。

在香港，5月29日支联会举行了纪念六四事件的游行，大会表示有2,000人参加，这次活动是李卓人接替去世的司徒华出任支联会主席以来的首次游行。今年游行主题除了要求平反六四之外，亦有配合纪念辛亥革命百年，并同时要求释放维权人士刘晓波、艾未未和其他异见人士。游行期间，有人在街上用粉笔写出“平反六四”的字样，也有人进行募捐，并派发茉莉花，亦有家长携带子女参加，以示国民教育。游行从13时许开始，先在铜锣湾附近的维多利亚公园举行论坛，大约15时16分左右游行开始。他们沿途高唱民运歌曲，队伍的“龙头”在17时30分抵达位于中环的香港特区政府总部，“龙尾”则大约1小时后到达。

六四事件已经过去22年了，虽然还有人指责六四事件是一场祸国殃民的运动，也有人还在质疑和痛批共产党当年所为，但许多亲历此幕的人已经渐渐淡忘，年轻一代更对此知之甚少。中国政府对“六四”事件的态度在22年之后也发生了微妙变化，从旗帜鲜明地反对到淡化处理，甚至还传出了平凡“六四”的只言片语。相较于中国官方态度的松紧有度，对于始终深涉政治的刘晓波则态度强硬，对于远离政治的“李录们”则有所缓和。海外民运显然已没有了合力，日渐成为一盘散沙，难掩落魄与失败。而香港是22年来唯一一个持续对六四有所表示的地方，但也已经成为香港的一个政治符号。如今又到六四，反思与追忆已成主调，人们不得不问，中国的海外民主运动是否已经消亡？

海外民运声名狼藉

在六四事件22年后的今天，有舆论称：“海外民运走到了尽头”、“老的越来越少，年轻的不加入，清流退出，劣币驱逐良币”、“没有钱，没有道德优势”……今天，中国海外的民运组织没有会费，没有会员，更没有新人加入，就连六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王丹自己也承认，“海外民运已经彻底失败”。

有人说，中国海外民运之所以成不了气候，主要是因为没有一位领军人物，至今没有人能够抗起大旗；也有人指责一些民运人士的道德水准，争权夺利不说，甚至当年有些人“投身民运不过是为了申请政治避难，以便出国。如当时的海外民运代表人物王炳章，就曾为了申请一张‘工卡’伪造证件，被美国移民局当场抓住。事发后，他说这样做主要是为了今后从事民运的方便。

据悉，1989年六四之后的几个月里，中国海外民运的参加人数一度超过了5,000人，但现在，算上那些为获得“难民”身份而滥竽充数的人，所谓的“中国海外民运人士”多说也就200人左右。但各种不同名目的民运团体多达五六十个，很多组织甚至只有一个人，带领一些人摇旗呐喊。

人数越来越少，而组织越来越多，岂非怪事？观察人士对多维新闻表示，这是中国的海外民运组织的内斗和分裂结果。基本上有两个原因：一是争夺钱财。有一个“山头”就可以印刷名片，到处“化缘讨钱”。因为掌握了这个“山头”，就能吃上民运饭，例如，过去一向名不见经传的人士“逃”到海外之后，立即谎称他在中国领导着100多个地下组织的联合体，自称“领袖”、“主席”，然后就以此呼吁各方给他几十万、数百万美元作“经费”。二是做“难民”生意。如澳洲，当局最初只是给民运组织中的负责人以政治避难的身份，所以，很多人为了避难，就争当民运组织的头头。如果在选举中不能当选，就会自己另立山头当大王。所以，后来有一些所谓的民运组织，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做“难民”生意而成立的，他们招揽一些偷渡到美国的华人，让他们出钱，给他们伪造文件和证件，参加各种示威游行活动，为获得政治避难创造条件。

而这些民运组织的经费账簿永远是一个谜。由于某些所谓的民运组织的大笔经费，来自不可告人的情报间谍机构，所以他们的账簿永远不能向成员公开，这就为主管人任意支取、挪用、侵吞提供了方便。民运组织的历次内斗和分裂，几乎都不是因为政治方向等原则性分歧，而更多是为了争夺经费的主管权。

标榜的“民主”为何物？

上述指责，自有其道理，但亦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显然并不切中要害。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的海外民运常以追求“中国民主政治”为标榜，但实际上他们所具有的民主知识，常常来自对某些西方思想理论的一知半解，和喊口号般的熟能生巧地运用。在他们头脑中，有关政治的基本观念和实际运作技巧，仍然只是他们年轻时学到的“斗争经验”。

曾有人对中国海外民运分子的特征作出归纳。在思想方式上，“民主”已然成为他们意识判断的“生死符”，判断一切是非对错的绝对标准。在这个问题上，只要有人提出不同的想法，便会立即口诛笔伐，其势态之猛烈，言辞之激昂，往往令人想起“文革”时的大批判，甚至会进一步发展到人身攻击。在运作方式上，一些海外民运分子更是志在发动一场“革命斗争”，在他们游行示威时，“推翻”、“打倒”之类的口号喊得震天响。

对于他们来说，“民主”运动，就像革命一样，而他们理想的民主的实现，也就像革命的成功一样，会创造出一个崭新的社会。在他们看来，相信“民主”和相信“革命”完全成了一回事。相信人类社会的所有问题都应该通过某种激进的政治手段来解决。然而，真是如此吗？“民主”等于“革命”吗？“革命”了就能“民主”了吗？

历史上的民主运动能持久发展并取得成功，绝不是仅仅因为民主和人权的理念，而是现实的利益。民主、自由、人权这些理念不能当饭吃，对老百姓没有诱惑力。当年中共在中国大陆用“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动员了农民。在中国近代的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提出的纲领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是利用民族矛盾来推动民运的例子。

一位年过半百亲历六四的北京人士在与多维新闻记者交流时表示，一些逃往海外的民运分子所追求的“民主”“自由”到底是为自己着想，还是为“民”着想？时过境迁，暂不对过去指指点点，但需要想一想，近年来从中国留学海外的学生成几何数增长，为什么当年的“学生领袖”、“民主斗士”们无法赢得留学生的信任？

上述人士还指出，中国大陆的民主、自由、人权也并非如这些民运人士所说的那么糟糕。否则为什么仍有那么多人支持共产党，为什么不揭竿而起？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城市日新月异，可是这些海外民运分子的思想却一成不变。之所以这样，也正是因为他们没有勇气面对现实，因为中国的发展现实并不是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所以他们失望了，歇斯底里了，然而不如他们所愿就不好了吗？
 
不可否认，今天的中国还有很多问题，这都是不可避免的，在任何国家和社会都会出现矛盾和问题，然而，海外民运分子只看到了社会的负面，而丝毫看不到中国的进步。如海外民运分子说留学生受共产党的控制、洗脑，这是很典型的事例。民运分子惯用的一个“伎俩”，就是不分青红皂白乱扣帽子；另一个特点是谩骂和指控。目前在海外的中国民运分子，除了一张嘴是“自由”的，行动、身体和精神则被收买了，有些甚至投靠了西方反华势力，变得不“自由”了。

中国“民主”“自由”的成长

一个历史事件是否会重演，关键因素在于导致那个历史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否已经变化。所以，当探讨为什么中国的海外民运失去了土壤的时候，还需要从为什么出现了海外民运说起。

用王丹的话说，当年爆发八九民运，有三个主要原因：第一，文革结束后，各界的反思结果几乎一致地指向政治体制和个人崇拜，因此“民主化”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尽管社会上关于民主的呼声不断，但是当局的政治运动一波接着一波，在“四项基本原则”的限制下，人民对于民主的愿望屡屡挫败，这种挫败感积累的结果，必然导致1989年民运爆发。第二，中国在1987年的价格改革闯关试验失败后，党内以李鹏为代表的保守派提出“治理整顿”，实际上是想让中国重新回到计划经济的轨道上，改革是否能够继续下去，成为当时各界焦虑重点，为了防止改革倒退，学生们决定放手一搏。

第三，中国的经济改革，从起步阶段就具有了拉大社会差距，加深社会不公的特点，这样的模式发展到80年代后半期，导致了官倒横行的现象，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引起社会上的极大反弹。

综合以上三点，当时的学生们提出“要求民主，反对腐败，推进改革”三大主张，迅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这样的支持，不仅仅是因为学生们的勇气感染了民众，主要还是因为上述三大矛盾已经积累到了临界点。

那么，当下的中国是否还具备当初的氛围？今年年初，在突尼斯爆发“茉莉花革命”之后，原北京体育学院学生、在六四镇压中被坦克碾断双腿的方政指出，中国的社会矛盾比突尼斯和埃及不知道要严重多少倍，但中国为什么至今没有发生“茉莉花革命”？1989年“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为什么没有像埃及的“解放广场民主运动”那样赢得胜利呢？用他自己的话说：“到处都是导火索，但这些导火索不是被分散了，就是被瓦解了，或是被转向了。现在中国的问题就是，所有的热点，都没有最终引向爆炸”。

不可否认，22年来，中国的腐败现象并没有被遏制住，百姓对于官员腐败的痛恨比80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22年来，中国经济改革大步向前，但是社会矛盾犹在，甚至比早几年更为集中地爆发。但这些都同属于“社会管理”问题，是每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可能面临的问题，与政治无关。观察人士指出，正是由于这些社会问题是在以往社会发展过程中，没有得到重视，而现在暴露出来，将其定性为“社会管理问题”就表示当局已经开始在解决问题了，也就是如方政所说的“分散”、“瓦解”、“转向”。如果简单地将这些问题上升到政治，未免过于教条主义。从这个角度看，现在中国的那些海外民运已经没有了能够调动中国民众的纲领和口号。

中共领导者并不反对民主和人权的价值，这就让民运分子所高举的民主旗帜失去了唯一标识的作用。在中国，没有一个政治力量反对民主与人权，也就是说，民运的目标并不是特有的，民运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也有人提出要以反腐败作为推动民运的口号。然而，民运分子中的腐败还少吗？他们这些人今天还没有执政，就已经如此腐败和腐化，如果他们当权了，还会比中共目前的官员清廉吗？

事实上，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启蒙思想家有关民主、自由、人权的思想获得了实践，西方的这些民主思想在清末就已传到中国，引发了中国的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这种自由、民主的价值，不仅仅在西方得到肯定，在中国也被各种政治力量所接受，包括中国共产党。可以预计，中国未来也会走上民主之路，但绝不是现在目前海外民运人士所计划的道路。(陆一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