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来京，温家宝劝赵紫阳不要召集会议

    “六四”是中国埋藏的最大的政治炸弹，必定被重新评价，相关领导人物注定被追究歷史责任。过去二十多年来，一些领导人物为自己留下了辩护词，其中包括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和国务院总理李鹏。

　　这里，我们将赵紫阳录音回忆录《改革歷程》、杜导正《赵紫阳还说过什麽?》、张良《中国六四真相》，与李鹏《六四日记：关键时刻》中对“六四”主要人物的不同叙述和评价，集中并列，以作对比，读者可以从中辨明真假，透视中共高层错综复杂的矛盾。

　　1989年5月30日和31日

　　《六四真相》

　　该书对这两天江泽民到北京上任，拜见邓小平等元老进行了介绍，并对邓小平为何在江泽民上任后亲自找李鹏和姚依林谈话进行了分析：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值班记录：5月30日下午，江泽民从上海抵京。这次进京，对江泽民来说颇感突然。30日上午，江泽民正在主持中共上海市委全体委员会议，学习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反对动乱、维护社会安定的有关精神。突然接到了中央办公厅的紧急电话通知，要求江泽民下午抵达北京。在毫无思想準备的情况下，江泽民于当天下午乘专机来到北京。傍晚，江泽民分别受到了陈云、李先念的接见，并于31日上午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对于江泽民分别被安排拜访陈云、李先念、邓小平，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根据杨尚昆的指示作出的安排。至于陈云、李先念、邓小平分别对江泽民具体作了什么指示，会谈了什么情况，中共中央的有关报告中没有任何文字的记录。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叁名超级元老分别接见江泽民，至少确认了江泽民作为新一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是江泽民进入中共政治权力核心的第一道手续。

　　在江泽民被召进京的第二天，也就是5月31日，邓小平在家裡先后找二批人谈话，第一批谈话者就是江泽民，安排在上午会谈;第二批谈话者是李鹏、姚依林，安排在下午会谈。至于邓小平与江泽民的谈话，没有任何文字记录，衹有江泽民本人知道;而邓小平与李鹏、姚依林的谈话，则在会谈不久的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这裡，有两个问题一直令人纳闷：一，邓小平为什么只找继续留任常委中的李鹏、姚依林谈话，而不找另一位留任者乔石一起谈?二，为什么邓小平与李鹏、姚依林的谈话要马上向政治局委员作传达?邓小平的用意何在?事实上，自5月20日起，李鹏开始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全面工作。在这次“反动乱的斗争”中，李鹏、姚依林是五个政治局常委中态度最坚决、最主张採取强硬路线者，也是最坚定地执行中共元老旨意的直接决策者，自恃这次一反动乱的斗争上功不可没。对李鹏及其追随者来说，搞掉了赵紫阳，理所当然地认为总书记的位置非李鹏莫属，李鹏、姚依林认为应该不会受到任何人的挑战，所以，指定江泽民作接班人，等于宣告了李鹏在这次斗争中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胜利，这对他们的心理打击无疑非常沉重。如果不向李鹏、姚依林作出适当的说明，很有可能在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结成最强大的李姚联盟，造成新任总书记江泽民被架空，甚至连眼前的进一步制止动乱的步骤都不能顺利开展。在邓小平眼裡，李鹏、姚依林从来不是什么改革开放路线的积极推动者，在以赵紫阳为首的改革力量彻底消煺之际，他最担心的是党内保守力量的大肆反扑，从而使十年改革成果丧失殆尽。而李鹏、姚依林作为在第一线的中共中央最高决策者，将直接影响中国改革开放路线的贯彻并执行。相对于李鹏、姚依林，另一名常委乔石在这次“反动乱的斗争”中，态度并不强硬，虽然继续留任，但还是被党内普遍认为“态度不坚决，旗帜不鲜明”，况且，在执行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比起李鹏、姚依林来，乔石的态度要积极得多。

　　正是基于这一考虑，邓小平专门找李鹏、姚依林谈，而不找乔石谈。意图很明显，就是当面正告他们，在新的政治局常委中，必须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必须维护江泽民，决不能搞小圈子，闹不团结。而邓小平刻意让中共中央办公厅将他与李鹏、姚依林的谈话马上向政治局委员作传达、以后又逐渐传达到省、市级，其根本塬因就是怕李鹏、姚依林等人，不坚持改革开放路线、不与政治局的大多数团结一致，所以要全党进行监督，这应该说是邓小平的高明之处。邓小平有句名言：“谁不改革，谁下臺。”可见邓小平对改革是多么的看重。

　　赵紫阳《改革歷程》

　　此时已经被“免职”和“隔离”的赵紫阳，衹能通过其它渠道瞭解形势变化，因此，赵在回忆录中对江泽民即将接替自己的职务等一无所知：

　　我在19日至21日请假叁天，并没有任何人告诉我已经把我免职了，当然也没有什么人找我联繫工作，重要的信息渠道被切断了，把我和外界隔离了。我从别的渠道听到，李鹏、杨尚昆、姚依林、宋平分别召开各部门会议，宣佈我的“罪行”，还组织班子，起草文件，为召开全会宣佈我的问题做準备;同时还分批把各省、市的第一、二把手召到北京打招唿。所有这些重大部署，既没有召开政治局会议，又不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常委五人，我和胡启立被排斥在外，不会有合法的常委会议。应该说，这些部署都不具有合法的性质。因为《党章》规定，中央委员全会闭会期间，由政治局代行职权，政治局会议由总书记主持。显然，以上重大部署，既非政治局会议，更非由我主持，不管是由另外什么机构、什么人主持的，都是违反《党章》的。在这种既没有人向我宣佈我已停职，又不能履行职权的情况下，我当时产生了个顾虑，怕他们过后倒打一耙，说我自己撂了挑子，因此我曾经找过中办温家宝，建议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当时温家宝说，中办实质上已被撇在一边了，现在所有这些部署都没有通过中办，一切活动都是李鹏、杨尚昆另外安排的，并不通过中办。如果我一定要开会，中办也可以发通知，但他感到后果会很不好，希望我慎重考虑。

　　既不能召开会议，我便让秘书打电话找杨尚昆，要求杨尚昆同我谈一次话，目的也是要他澄清一下我是否已被停职的问题，另外想解释一下我5月16日同戈尔巴乔夫会见时为什么要讲关于邓在党内地位的那段话。

　　《李鹏六四日记》

　　有意思的是，虽然李鹏在日记中谈到邓小平与他和姚依林谈话，也谈到了人事安排问题，但李却未在这两天的日记中提到江泽民，只提到了李瑞环：

　　5月30日接到通知，明天小平同志要找依林同志和我谈话，估计是谈常委人事安排问题。我还找吴学谦和钱其琛同志谈了当前对外方针问题。

　　5月31日上午10时， 我和依林同志到小平同志住处，在他的办公室裡谈话。小平同志谈，动乱平息以后，十叁大的方针不能变，不能提“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新的常委应该有一个改革开放形象。小平同志还说，胡耀邦、赵紫阳在使用人上都有自己的小圈子，你们新 的一代领导集体要搞五湖四海，有博大的胸怀，能团结各类人。小平同志还要求新的常委在反腐败上有所作为，以取信于民。我问小平同志，治理整顿是否还要继续进行下去。他说肯定要继续搞下去，但在开放方面，也应迈出更大的步子，如海南洋浦开发区，应抓紧搞，不要失去机会。我解释说，这些年洋浦开发区之所以搞不起来，主要是开发思路不对头，项目不落实。姚依林说，赵紫阳搞了这几年，经济上隐藏着很大的危机，内外债快到归还期，中央财政尤为紧张。

　　小平同志谈到常委人事安排问题，建议李瑞环同志进常委。他说瑞环在天津改革开放搞得不错，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读了很多书，今后在常委中可以分工管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小平又说，总之在人事安排中应有改革开放形象的人，我也不一定坚持要哪一个人进常委，你们常委同志去考虑吧。小平同志委託我向李先念、陈云、彭真等老同志转达他的具体建议，徵求他们的意见。

　　我问，对赵紫阳如何处理。小平同志说，不能保留在政治局，赵紫阳与胡耀邦不一样，耀邦守纪律，赵紫阳不守纪律。他还说，胡耀邦和赵紫阳各有一个人事小圈子，这样搞不好。新的常委要有宽阔的胸怀，搞五湖四海，团结大多数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