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观念的影响,观察者总爱带着各种有色眼镜,在现实的图景上涂抹多种颜色,使得一些本来相对简单的事实,也被弄得模糊不清。
中国政坛有一个简单而惊人的事实,却被众多的观察家所忽略:在现今中共最高层领导人中,李克强几乎是唯一没有家族腐败传闻的人。再看他的恩师胡锦涛,也被视为最廉洁的领导人之一。虽然前些时候有传闻称,清华同方下属的威视公司,利用胡的儿子的权势拓展生意。但威视是国有企业,胡的儿子只是在其内任职,并没有消息说,他在威视就像朱镕基的儿子在中金一样,有着特殊利益。而且,现在胡的儿子也已退出企业界这一方便捞钱的行业。
可见,在清廉方面,胡的自律超过了在民间素有廉洁清望的朱镕基。如果上述判断基本属实,那么真正的问题就来了:胡这样做是要干什么?在举世皆浑浊中,他为什么要独持一份清白,并且还约束他相中的接班人也必须如此?难道是为了身后留名?显然不是。且不说身后留下清廉之名有无意义,舆论和历史从来都是以成败论英雄,你这样无声无息,谁知道你清不清廉?清廉者的名声,都不仅仅是因为清廉而流传下来的,而总是伴随着具体的惊人事件。
那么,胡这样做是因为他品性高洁,个人习惯了如此?显然也不是。在今日官场,习惯于贪腐很容易,要习惯清廉却很难,不知要承受来自同僚方面的多少压力?谁会这样吃饱了和其他所有人对着干?胡更不是这种性格。
所以,胡、李的清廉自守,一定是有其目的,一定是欲有所为。方向确定后,结论自然就出来了:胡准备抓住反腐作为突破口,做一篇大文章,推动他的“建国大业”迈上新台阶,争取名留青史。但是,在胡任上,反腐并未见有显著成效,反而腐败愈演愈烈,似乎与此判断不符。其实这不奇怪,反腐触及官僚集团的最大利益,要见其功,必须拥有足够的权力。终胡两任,始终权威不足,被压在江的阴影下,动弹不得。于是外界批评他循规蹈矩、优柔寡断、无所作为,想必胡的内心也充满委屈:这能怪我吗?我也想干点事,还为此一忍20年,可惜权柄不足,时势不在——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如同鸡生蛋、蛋生鸡一样,始终是个争论不清的问题,但有一点似乎明确:没有时势,英雄也将无所作为。
但是,与二次复出时的邓小平相比,今天胡的无作为,显然还有能力、胆魄,乃至胸襟方面的因素。当年毛之威压远甚于今时江之余威,邓之权柄、地位也远不如今日之胡,周遭形势、环境之恶劣则远甚,然而,在重重艰难压力下,邓却能折腾出一番大局面,与之相比,胡宁无愧乎?
胡的一生似乎都在等待,等待着江落涛起,他把赌注压在时间上。邓赌的却不是时间,而是时势,他最终创造了时势。如果赌时间,邓不会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他大可先顺着毛之意,给文革下个“三七开”的结论,等毛死后再翻案,毛那时明显已时日无多。邓的做法,确实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他自己年纪也大了,再次被打倒后,如果毛晚死几年,或者英明领袖华国锋内心的狠劲少那么一点、耐心多一点,毛后“四人帮”的强势格局就可能再持续几年,届时,纵然“粉碎四人帮”,邓也已不堪大用矣。当然,时势反转是必然的,因为文革的极端做法,为自己制造了巨大的反对能量,只争来早来迟而已。邓的做法,严格说并不是无中生有创造了时势,而只是加速了时势的变化。这种做法,对邓个人而言并非最佳选择。这说明历经磨难后复出的邓,确实将国家前途、民族福祉置于个人的得失之上,有着“功成不必在我”之胸怀。邓的做法不避风险,却赢得了历史;胡的选择类似于文革中的周恩来,表现类似于“粉碎四人帮”前的华国锋,避免了与强者正面冲突而下台的风险,却失去了创造历史的难得机会。
按照胡的“稳妥”选择,成功必须时间站在他这一边。这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在胡任内,江身体就不行了;二是江身体虽行,胡的接班人却由胡选择,江撑不过下一届。这两种情况至今都没出现,于是胡的宏图大业已不能说仅仅只是失败,而是从来就没有开始过——快落幕了,胡至今还在等待。
由此不难明白:为什么江必须自己钦定十八大接班人?为什么胡必然会对此不满?维基解密所揭示的中国政治情况,有很多内容都是胡扯,但其中有两点值得参考:一,它说中国领导人现在已没有多少治国理念之争,有的只是利益冲突。确实,高层政治已进入利益时代,没有左右,只有利益,这是理清中国政坛脉络和动静的最重要切口。二,它说领导人之所以热衷于培养接班人,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离任后家族的利益,一是不要被清算,二是还能保持一定的“赢利能力”。
习如果顺利接班,当可保江系一脉后事无忧。江、习之接近,应始于1999年的远华案。或许正是通过这件事,习开始成为江的“自己人”。另一个同样简单、惊人,却为舆论所忽视的事实是:远华案时期的3位福建省最高领导人,包括书记贾庆林、前期省长贺国强、后期省长习近平,都成了十七大的常委,竟占常委总数的三分之一!可见,远华案在江心目中份量之重——那是朱容基唯一一次对江系发起的有力冲锋,较量的结果是:江胜出,朱无奈。胜了的江志得意满,大封功臣;败了的朱从此一蹶不振,不但海内外期待成空,他自己也豪情壮志空置,似乎是自知事不可为,从此只抓经济,甚至开始考虑后路,因此也不再怎么管自己的儿子了。
有传闻说,胡曾在高层会议上提出要重典治腐,被李鹏一封公开信所阻止。其实,李鹏阻止不了胡,有能力阻止胡的只有一个人。在任时能力压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朱容基,离任后仍死死压住邓钦点的胡锦涛,而他本人并没有邓那种明显高人一筹的资历与威望。可见,江之权术,确实登峰造极,堪称一代宗师。
李如接胡,一场以反腐领衔的再造政治和社会之运动必将兴起,但胜负却很难逆料。对手强大是一方面,李的能力不足是另一方面。以能力论,李明显不如习。几十年的政治生涯,虽有胡默默注视,李展现的却不是才具过人,而是相反,并且明显地表现出食西不化。有胡力挺,李接任总书记虽未必成功,却确然有可能沿着正确的方向一试;而李接任总理则是最坏选择——他不是能够带领中国走出经济困境的那个人。温家宝留下的烂摊子,只有像朱容基那样擅长中西合璧的铁腕强人,才有能力清理干净。
纵观今日中国政坛,最理想的接班人选是“薄王配”——薄熙来接总书记,王歧山接总理。原本被高层权力接班布局所抛弃、自己杀出一条活路的薄,即便真如海外传闻所言曾经也有过不干净,却仍然是既有能力又有魄力清算特殊利益集团的不二人选;王虽长于金融外贸,短于工农实业,但已是有资格进入十八大接班序列的人选中,唯一有可能理顺当下经济困局的“次优”选择。习王搭配,至少可以撼动迄今最困惑中国政治经济的两大难题:腐败和通胀。从这里出发,中国或许能走出困境,再次开辟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