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什么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图文)

　　中国人是有诺贝尔奖情结的。作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鲁迅先生对于这个奖及本国文学却有着清醒、理智的认识。早在1927年，瑞典考古探险家斯文?赫定来中国考察研究时，就和鲁迅的北大老同事刘半农商量，想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并通过鲁迅的老朋友台静农写信征询鲁迅本人的意见。鲁迅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在今天的国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这样的好事求之不得，鲁迅为什么要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自己有着怎样的解释?

　　鲁迅当年在日本的学业没有完成便踏上文学之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和弟弟周作人一起翻译外国小说，办文学刊物。有个同学叫蒋抑卮，家里是开绸庄的，祖籍绍兴，与鲁迅私交很好，赞助了

　　回国之后，理智的鲁迅当然没有选择文学道路，而是在杭州、绍兴教书育人，养家糊口。人首先要吃饭，钱是重要的，这一点他一生都很清楚。辛亥革命后，欣赏他的同乡前辈蔡元培做了教育部部长，经好朋友许寿裳推荐，鲁迅有机会到教育部工作。从1912年到1926年的14年间，鲁迅的职业身份都是教育部的公务员，写作是业余的，主要是晚上的事。鲁迅在文学道路上的转机出现于1918年5月，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狂人日记》。写白话小说他不是第一人，但是他的这一篇石破天惊，这也是他第一次使用“鲁迅”这个笔名。胡适出名时不过二十几岁，而这一年的鲁迅，已经38岁了。其实1918年以前，鲁迅的生活是比较灰暗、孤独的，他自己说抄古书、古碑，似乎是看破了红尘。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新青年》发表文章是没有稿费的，这是个同人刊物，大家都是义务写稿。所以鲁迅早期不是靠写作吃饭的，他的收入来自教育部的工资和兼职讲课费。鲁迅依靠文学写作获得生活保障是从1923年以后才变成可能的，不过那时他依然没有想过放弃职业，专心从事写作。1926年7月离开北京南下，他先是到厦门大学做教授，半年后到广州中山大学做教授，不到半年，又放弃了这份有500大洋一个月的职业(大致相当于现在的17500元人民币)。离开大学的岗位，47岁的鲁迅面临新的选择。从1927年10月到达上海，直到1936年10月去世，这生命中最后的9年他做了一个正式的自由撰稿人。鲁迅靠写作过上了小康生活，看得起电影、上得起饭馆、吃得起药，还能经常接济一些文学青年。

　　鲁迅一生大约在103种报刊上发表了742篇文章。进入1934年，鲁迅已出版的著作全部成了禁书，他经常投稿的《申报?自由谈》先后两任编辑黎烈文、张梓生被迫离开，其他几个常往来的报刊也被查封。11月，《申报》老板史量才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12月，他有点悲凉地在一封信中说：“在日报上，我已经没有发表的地方。”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否则鲁迅怎么生活下来?

　　国民党不断查禁鲁迅的书、查禁他编的刊物是事实，但是效果很不好，因为国民党没有做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上海还有外国租界，那些“诋毁党国”、“诱惑青年”的书刊，可以在租界书店里堂皇出售。举个例子，1933年，“左联五烈士”被杀害已整整两年，当时上海的报刊都不敢说这件事，鲁迅愤怒地写下一篇《为了忘却的纪念》，《现代》杂志的编辑施蛰存回忆说，这篇文章在两个杂志的编辑室里搁了好几天，编辑都不敢用，这枚“炸弹”转到他手里，他也有点犹豫，请老板张静庐先生拿主意。张考虑了两三天，最后决定：“上!”理由有两点：第一，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或被别的刊物取得发表的荣誉。第二，经仔细研究，这篇文章没有直接触犯统治者的语句，在租界里发表，算不上什么大罪。

　　租界实际上提供了一把文化保护伞。鲁迅住在租界，个人安全基本没有问题。况且，国民党内部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不同的人在性格、人品、思想上也有差异，鲁迅的同乡中就有一直爱护他的人，如蔡元培、陈布雷、邵力子等，这些人都是身居高位并有发言权的。当年左翼文学走红之后，杂志只要登鲁迅的文章，销路就有了保险，只要有两种鲁迅的书，开起书店来就可以发达。碰上有些作品书店不敢出，鲁迅还可以自己印刷出版，随便编一个出版社的名字，比如“三闲书屋”之类。

　　1932年冬天，鲁迅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号称上海“文化街”的四马路上，集中着大大小小的书店，国民党特务看到许多书店里摆的都是左翼的书刊，读者买的也多是这一类书和杂志，而他们经营的书店门可罗雀。他们把左翼书刊卖得最兴旺的一个书店老板抓了起来，审问他为什么不卖右翼的书刊?为什么爱卖左翼的书刊?书店老板回答：“我们老板，将本求利。我不懂左翼右翼，我只懂算盘。”“算盘”这两个字，鲁迅是用很浓重的绍兴口音讲的，在座的多数是北方人，没有听懂，几个南方人则会心地笑了。鲁迅又把这几句话重复了一遍，他在用普通话讲的同时，还伸出左手掌，右手的指头在掌心上作拨打算盘珠子的样子。这一下，在场的人都明白过来了，哄堂大笑。

　　鲁迅其实不主张赤膊上阵和国民党拼命。他主张打“壕沟战”，认为“战斗当首先守住营垒，若专一冲锋，而反遭复灭，乃无谋之勇，非真勇也。”在他眼中，用真姓名无异是“无谋之勇”。他自有与国民党检查官玩游戏的手法。办的刊物往往出一期就被禁了，怎么办?换一个名称再出版。比如《萌芽》不行了，改名《新地》再办，《前哨》不行了，改名《文学导报》继续，《拓荒者》不行了，改名《海燕》当然，这些刊物最后都没能逃脱查封、停刊的命运。还有一个手法就是他津津乐道的“笔名”战术，有人统计过，鲁迅一生至少用过130个以上的笔名，其中光是在《申报?自由谈》就用过41个。他自己说过，不断地变换让人防不胜防的笔名，就是为了和检查官们打一仗。胡适却主张“真姓名，负责任”，这是两种不同的选择。

　　晚年鲁迅大受左翼青年的欢迎。他曾经向往苏联，苏联也曾请他去参加在莫斯科举办的国际进步作家大会，他没有去。1932年冬天，鲁迅谈及此事时说，能够去列宁的家乡，亲眼看一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确实很向往，而且在那里能见到许多来自世界各国的著名作家，当然是难得的机会。但他认为在国民党统治下，自己的活动受到严重压迫，写的文章经常被检查或扣压，但总还可以千方百计地冲出一些，能发挥些作用。“我未去苏联已被诬为拿卢布的人了，如果去苏联公开参与盛会，那我回国后写作活动就更困难了。”经过再三考虑，他谢绝了邀请。从鲁迅自己的话不难看出，他在意的不是文学成就，而是发表文章，发挥一些作用。这是他的真心话，所以他会毫不犹豫地拒绝世人趋之若骛的诺贝尔奖提名。

　　从1927年9月27日鲁迅写给台静农的信来看，他对“诺奖”提名的拒绝不仅仅是谦虚。鲁迅在信中写到：“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鲁迅的话虽然有些尖刻，却是一语中的。对自己的文学成就，他当然有谦虚的一面，但更多的是他对自己深爱的民族弥漫的虚荣心、虚骄之气最清醒、最彻底的认识，他内心是多么渴望这个民族能站起来。

　　此外，鲁迅对自己也不无担心。他怕接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崇高荣誉后，没有条件安下心来从事文学创作，写不出什么好作品，有负这一荣誉。他说：“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事实上，自从《呐喊》、《彷徨》两本小说集之后鲁迅没有再写小说，在上海的最后9年只完成了一本历史小说《故事新编》。他曾构思一部长篇小说，反映包括自己在内的四代知识分子命运，终未完成。由于时代及个人的种种原因，他把主要精力用于杂文创作。鲁迅知道中国新文学起步仅仅10年，用世界文学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确实还没有产生足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作品。鲁迅是明智的，不会被诺贝尔奖的光环照晕了头。他虽然为此失去了获诺奖提名的机会，但无损于他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摘自《文人的骨气和底气》作者：王家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