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任期的最后岁月，无过即是功？

    旅美学者张信认爲：胡锦涛开始考虑自己政治遗产，冒险是不值得的，万一出现无法想像的问题，将影响到自己的历史定位，稳稳当当把权力交出去就行

　　“我想胡锦涛在任期的最后时期不会有什麽作为。”美国印地安那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历史学副教授张信在接受《明镜》专访时说。虽然胡锦涛在下台前料不会有太大的动作，但在他领导下的中国，正朝着更开放、国际地位更加提升的方向前进，胡锦涛所提的“和谐社会”也让中国社会得以养精蓄锐、持续发展，这些特点都将在胡锦涛的剩下任期中延续下去。

　　张信为美国印地安那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历史学副教授、副院士以及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副院士，研究中国现代史、亚洲史、世界史。获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及中国文化基金。撰有《现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河南的状况与地方精英，1900-1937》一书与大量学术论文。

　　胡锦涛即将在2012年的十八大后，交棒给下一代领导人。目前普遍认为，中国领导人上任之初地位尚不稳固，因此不会出现大动作，但任期将尽时为求平安过渡，也不会做出改变。张信同样这样的说法，他对《明镜》分析，不做出改变有几个好处：首先，不会把船弄翻，第二，不会让自己的历史地位承受风险。

　　“在胡锦涛开始考虑自己政治遗产的情况下，冒险是不值得的，万一出现无法想像的问题，将影响到自己的历史定位，稳稳当当把权力交出去就行，因此我想胡锦涛在任期的最后时期也不会有什麽样的作为。”

　　张信对《明镜》指出，自从邓小平把职务交给江泽民后，中国领导人已经产生新的接班人传统，但这样的转换造成了几个结果：第一，产生中国比较民主的假象，第二，让外界以为中国也有政权更替；实际上，领导人换了，但总的政治方向并没有改变。

　　虽然政权体制上的民主只是假象，但其他不会动摇到政体根本的部分，则展现出实质的民主。张信解释，民主对中国人来说是个外来的东西，是种非常欧洲化的文化，这种文化随后传到美国；由于美国经济与政治上的强大，使得美国有足够的影响力在世界上推广民主意识，其影响范围包括中国。

　　然而，中国社会有自己的传统，这样的传统很大程度上是反民主的，中国历史上有民主思想，却没有民主传统，中国要接纳民主，就必须与自己的传统做斗争。但张信认为，即使如此，中国也应改变，应该走向民主。“自从法国开始强调以民为主的思想后，民主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推翻的世界潮流，世界各国多少都朝这个方向走，中国也意识到这点。”

　　张信对《明镜》表示，虽然中国目前的接班人制度与真正民主之间还有根本上的差别，但在其他方面，为了给世界一种开明的形象，中国实际上正在走民主这条路。

　　“中国政府在各方面已经比以前开放得多，89年民运时，由于中国政府镇压学生，表面上看，社会对民主的诉求到了顶点、全盘西方化将停止，但实际上，虽然中国政府一方面持续压制任何对于民主的诉求，另一方面自己又悄悄地不断改变，因为他们感到自己不得不转型。”

　　张信强调，中国政府所进行的最大转型以及全盘西方化，是在89年以后出现的，从上到下，包括婚姻法、民事诉讼、商业往来、电视节目都可看出端倪，因此民主在中国并未停止，直到现在，中国都还在走向一个比较开放的社会。

　　若要谈到政权上的改革与开放，张信对《明镜》说，江泽民当初没做，胡锦涛到下台前不会做，到了习近平，估计也不会做。“中国政府可以在经济上非常开放，但政治开放却很难，原因有几点：第一，他们不习惯政治开放的运作方式，他们把政治开放看做失去权力，把老百姓对政府批评的权力，看成是自己丢弃的权力。”

　　“第二点，他们不相信别人，他们认为政权在他们手上才能把事情办好。第三，如果要问这个政权现在所代表的是什麽？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政治集团利益。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一个政治利益集团，不单单是亲属、钱等等的利益，还有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权力。很多时候，权力比钱更重要，所以中国共产党千方百计要保护自己的利益，也不会随便把这样的利益交给别人。”

　　不过，民间推动政治改革的力量没有停过，最近的运动便是“中国茉莉花行动”，这项行动有可能成为胡锦涛最后任期内的棘手问题。张信对《明镜》指出，发生在中东的茉莉花革命对中国来说是很大的刺激，虽然官方管制严厉，但中国社会裡仍到处都在提，老百姓处于一种“什麽都知道”的状态。

　　“中国茉莉花行动”初期以轻鬆、和平的方式进行，每周日在各大中小城市的广场散步、微笑、聊天，将之当成“热身运动”， 等待和选择适当的日子大规模集会。由于最终目标是大规模集会，因此张信指出，胡锦涛在最后的任期面临了考验，在他把棒子交给习近平的时候，可能正好是中国茉莉花行动进行到最后阶段的时候。“我猜想，胡锦涛觉得要是有问题，也要等习近平接棒了再有问题才好。”

　　在胡锦涛领导下，虽然政治民主这一项没有太大的发展，但在经济上则跨出大步。张信对《明镜》表示，中国现在最大的目标，表向上看是单单发展经济，但中国真正的目的不止于此。“发展经济只是基本，中国还希望经济发展后，能让国际地位也跟着提升。中国几千年来把政治大国当成一种理想，这与中国讲的‘统一’是联结在一起的，中国政府很少问自己：为什麽要统一，但总认为统一是千秋大业。他们也知道，必须有强大的基础才能统一、成为政治大国。”

　　而在中国朝大国目标迈进时，国际上正好出现一个契机，那便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正好处于下降时期。张信指出，全球化的一个有趣现象，同时也是个头疼的问题，就是本来国际上所发生的事，很多是一对一，例如一个国家对一个国家、一个共同体对一个共同体，但进入国际化的局面后，所有游戏规则都改变了，不再是一对一，你不知道到底是在跟谁竞争，而且最后的赢家还不得而知。

　　张信对《明镜》表示，目前来说，中国、印度、拉丁美洲国家是赢家，但谁是最后的赢家还不知道，因此中国国家领导人相当注重如何把握、利用现在契机的问题，如此才能成为最后的赢家，在世界取得政治地位，也因此强调经济发展。

　　除了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外，胡锦涛也强调“和谐社会”。有评论称，胡锦涛深知邓小平用枪炮建立的政治平静期已过去，但任何突破性的行为，只可能得罪複杂的官僚阶层、引爆积累的矛盾，因此提出“和谐社会”的概念。张信认为，胡锦涛的“和谐社会”较多从中国的社会情况出发，希望给社会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

　　“自从共产党当政以来，中国一直提倡的是阶级斗争。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在理论中强调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历史必然性，如果马克思理论对人类社会有什麽贡献的话，就是依据欧洲的历史，提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假设，这个假设不完全准确，但作为假设存在有其意义：人类就是通过不断修正假设来瞭解社会。”

　　“之后，列宁在马克思的假设中加入阶级斗争的概念，变成一种行为准则。到了斯大林时，则演变为“如果不能自然走向共产主义，就应该通过阶级斗争的手段造一个共产主义”，使得整个社会变成以破坏、压制、消灭为主，走向一个对抗性的局面，到了邓小平时期仍是如此。江泽民时期，这种情况好一些，胡锦涛上台后，感到社会有休养生息的必要，因为从前的中国社会都是在休养生息后才获得稳定发展的机会。“虽然不见得是一个很大的作为或突破，但提出‘和谐社会’仍可说是胡锦涛的一种贡献。”

　　张信表示，相对于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虽然也不是一个创新的理论，但能从一个中国领导人的嘴裡说出一些尝试性的概念，并让中共和政府当作普遍公理来接受，仍是很大的贡献，“至于胡锦涛的贡献，就是没有做特别大的事情，但也没有犯什麽错误。”

　　在胡锦涛下台前，提升国际地位与“和谐社会”的理念都将延续，而另一项胡锦涛能做的，张信认为，就是交出军委主席的棒子。“如果胡锦涛要退下来的话，应该所有一起退，十八大后，他不应该再任军委主席。邓小平让位给江泽民，与江泽民让位给胡锦涛有很大的差别，邓小平是虚退实不退，江泽民是实退，因为江泽民开了先例，所以胡锦涛估计也会实退。”

　　张信对《明镜》说，如今的中国政府是个相对弱的政府，这种情况反而在经济发展上有利。“一个国家越是发展成一个弱政府、没有一个强权人士，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也越容易，现在的中国更需要一个弱政府，否则对中国经济发展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