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堂弟肯定薄熙来 突批上海有来头

    胡锦涛堂弟胡锦星在上海的重庆模式高层研讨会上发言：“我们要充分肯定薄熙来所发挥的主导作用，但是切忌把他等同于薄熙来模式。”重庆是否可以成为被中国大多数人认同的模式，会在这一年多中显示高下

　　陈良宇案发后，受“六四”牵连沉沦很久的杨鲁军又冒起。他的《上海﹐还有多少漏网之鱼？》一文中写道：“如果不对陈良宇时期的上海干部体系做抽筋动骨的大手术﹐上海就难以真正步入全新阶段的发展道路。”他撰文、接受採访，均批评上海的拆迁模式，并指中央提出发展浦东，上海却“声东击西”，热衷发展浦西。

　　杨鲁军的文章遭到当局有组织的批判，东方网的作者万润龙撰写长文指，杨鲁军这样的文章总能“哗众取宠”；搜房网发表严大妹的文章。文章挖了杨鲁军的“老底”，还意味深长地告诉读者，中国的一切消息发佈，背后都有具体的筹画，历史也是惊人的相似。

　　2010年9月，杨鲁军和社会学家邓伟志谈起重庆模式，两人对之抱很大好奇，结伴前往重庆考察后，萌生请各路专家研讨探索的念头。重庆模式在上海研讨，完全是民间的，还特意请来不同意见的代表。据说，杨鲁军原本想请重庆派干部到上海介绍重庆，但被重庆方面婉拒了。胡锦涛的堂弟胡锦星知道后支持杨鲁军并同意参与主办。胡锦星近期几到重庆，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专门会见了他。

　　胡锦华、胡锦星这两位胡锦涛的堂兄弟，胡锦华，1942年出生，曾任上海市健康教育所所长，现担任中国健康教育协会副会长、世界卫生组织上海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合作中心主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上海大众卫生报》社长、中国卫生科普报刊研究会会长、上海市吸烟与健康协会会长、上海水资源保护基金会副理事长等职。

   弟弟胡锦星比较活跃，1943年12月17日生。1967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1970年8月分配至虹口区海南中学工作。1997年调任上海复兴中学副校长，后又任复兴高级中学副校长兼复兴初级中学校长、复兴高级中学校长，2005年3月退休。2005年4月至2007年2月任上海外国语大学实验学校校长。从2005年3月至2008年2月还兼任上海华杰仁爱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2008年3月创办上海增爱基金会获批淮，并担任理事长。

　　据悉即使胡锦涛贵为中国第一领袖，堂兄弟间还有不少联络。去年上海世博期间，胡锦涛到上海，还专门抽出时间安排见了胡锦华、胡锦星两兄弟，因为前面见的客人拖延了时间，压缩了堂兄弟们的见面时间。这次研讨会上，胡锦华在主席台上就坐，但没有发言。胡锦星发言指，在讨论重庆模式的同时，我们要充分肯定薄熙来同志在这裡面所发挥的主导作用，但是我们切忌把他等同于薄熙来模式。

　　同时他也指出，“因为我们都有非常惨痛的教训，凡是一个东西给他加上左的，右的路线的话，那麽就有一个很沉重的负担，所以我们不要轻易把他说成是左的或是右的。”他还认为，重庆模式的提出，不是排他性的，我们每个地区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同时也可能根据执政者的不同特质，採取不同的方法，所以我们有重庆模式，也可以有深圳模式，也可以有浦东模式，也可以有天津模式。所以在这裡面我们想，我们研究重庆的模式不是排他的，而是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地方来总结自己成功的经验。

　　主要主办者杨鲁军、邓伟志均是自由派学者，但在会前，上海师范大学的萧功秦教授还是特地向杨鲁军表示，这个会不要开成一个宣传会，而是一个学术自由讨论的会议。杨鲁军表示﹕“重庆的做法和重庆模式的特异性引起大家高度关注，希望可以梳理一下。”就以西部发展来说，近年理论界就不断总结归纳出昆明的“仇和现象”、“成都经验”、“西安模式”等，杨鲁军认为：“相比之下，重庆具系统性、整体变革，一些城市是碎片式的；重庆实践新政，是偏重‘道’的变革，更具研究价值。”爲此，杨鲁军向大会递交了上万字的长文《日照重庆——薄熙来与「重庆模式」》，从十二个方面阐述对重庆模式的看法，并以重庆的发展提出“民生也是硬道理，公正也是生产力”，

　　研讨会时不时充满著火药味。张宏良在他的博客上写道，我的大会发言题目就是《重庆模式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仍然具有自我革新的历史能力》，“它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只要想回头，就完全能够回头！”“这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不同之处，也是中国共产党与苏联东欧共产党的根本不同之处。因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吐故纳新的新生能力，而国民党则没有这种能力，苏联东欧共产党也没有这种能力。这就是重庆模式引起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高度关注和激烈交锋的主要原因”。

　　张宏良说，显然，我的这些判断和结论强烈刺激了那些否定共产党领导的极右学者，再加上大会又把我和张勤德两人安排在主席台就座（我因故未上，大会主持人又换上了被称为是新左派的崔之元先生），安排我靠前发言，安排张勤德同志最后做总结性发言，并且这次会议还专门邀请了毛主席生前就已名动天下的一些著名学者在前排就座……所有这些安排更加激起了那些极右学者的愤怒，一位著名右翼学者（指萧功秦）在登上主席台发言时，指著旁边崔之元（崔之元目前在重庆国资委挂职副主任）激烈怒吼，“你们新左派一定要和那些老左派（戚本禹、朱永嘉）划清界限，不要和那些极左分子混在一起，唱红决不能唱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决不能唱那个黑暗专制的极左年代！”

　　张宏良说，只是这位右翼学者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势力弄错了，唱红不是薄熙来组织的，也不是共产党组织的，而是人民大众自发的政治选择，是目前这个特殊时期人民大众创造的一种特殊的斗争形式，是目前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实行党群结合的一种特殊形式，人民大众是在用唱红歌这种方式告诉共产党——路怎麽走以及路在何方。

　　被认为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主要代表的上海师范大学萧功秦教授说，按理说我自己觉得还是没有资格来这裡发言的，因为我没有去过重庆，但是我和国内所有的学者、知识份子一样都对重庆模式很关心。我经常从报刊、网路上面获得有关重庆模式的一些消息，但这些消息有些是不准确的。没有亲身经历过，没有直接经验，我们很难作出一个非常准确的判断。但是今天既然有这麽一个场合，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把我内心中的想法和大家谈一谈。

　　他指出，重庆模式大概有通过中共遗留的政治遗产及革命文化的资源来强化政府力量的意思，是一种特别的模式：在中国，政府极强，社会极弱，公民社会缺位，发育会退化，变成只有国家没有社会的结构；唱红打黑如没有界线，怕被左的势力利用；过多强调理性设计，可能会出现大纰漏，摸石头过河仍是走出新路的方式；没有法治设计，尤其是公民社会的力量，总有一天会出大问题。“强调公民社会发育，强调理性主义的思维，防止文革思维死灰复燃，强调法治社会神圣性应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

　　围绕著重庆发展的不同意见，反映的是社会上对中国发展模式的争议，事实上，对重庆发展的肯定，慢慢凝聚起力量。中央常委去年有周永康、李长春、习近平先后前往重庆调研，今年两会结束，贺国强又前往重庆调研，都对重庆的做法予以肯定。

　　最近，广东在领导干部中展开“反贪严打”，汪洋还派出一万多干部到偏远山区的贫穷县“大下访＂；湖北也如重庆般派出干部到农村“三进三同＂。距离十八大越来越近，重庆是否可以成为被中国大多数人认同的模式，会在这一年多中显示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