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母校教授报告中南海：重庆打黑违法

万维读者网记者逸民综合报道：已经通过内部管道送交中国最高领导层的一份有关重庆“打黑”的深度研究报告在“打黑英雄”王志军“叛逃”美国领馆事发后，本月中旬起开始在网上公开流传。报告认为，重庆打黑是以私营企业家及其企业为打击重点的。大批私营企业家在打黑运动中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它是对部份私营经济﹑私营企业、私营企业家的削弱或变相剥夺，是侵害公民私有财产权的新型“共产风”。另一方面，打黑所得被用来壮大国有企业或补助地方财政。

报告披露，重庆第一大私营企业家、身家数十亿的地产富豪彭治民已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重庆第二大私营企业家、淨资产40亿元人民币的俊峰集团总裁李俊被通缉逃亡海外，相关企业被国家机关或国有企业接管。排第三的私营企业家陈明亮也已被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研究报告的作者童之伟是中共党员，江泽民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所所长，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最高人民检察院高级检察官带教导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培训中心兼职教授。

该份研究报告于2011年5月自主选题展开研究并于同年9月大功告成。2011年9月9日致送国家最高领导层。10月提交西北政法大学举行的中国宪法学研究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并刊登在会议论文集中。本月12日至18日，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以《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为题共分5次连载，进一步向社会公众公开了这份研究报告，并且做了“强烈推介”。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是清华大学中国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与美国卡特中心联合主办。致力于为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提供服务平台。

研究报告指出，黑社会性质组织与正常组织并没有清晰的界线，尤其是公司、企业，正常的和以经济活动掩盖的犯罪组织的区别，边界很模糊。所以，从追究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入手，特别容易把内部存在一般违法、犯罪现象的公司、企业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将其合法的组织机构的领导者认定为黑恶团体的组织者、领导者。另外，追究黑社会性质的犯罪极其容易形成株连，造成诸如“把一个人抓起来，然后把他的朋友抓起来，再把他朋友的朋友抓起来，再把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抓起来，等人数够了，就说他们是黑社会了”的情况。“涉黑”这个词本身就很可怕，与所谓黑社会成员吃几次饭、平时有点来往都可以被认为是“涉黑”。

由黑社会性质犯罪嫌疑的上述特点所决定，司法机关打黑，如果不严格依法办事、杜绝刑讯逼供、保障程序正义，如果没有律师的充分介入和真正的公开审判，将极易造成滥施刑罚、株连无辜，形成个人或少数人专制的后果。如果地方当局或不受制约的权力人士刻意利用黑社会性质犯罪的这些特点，那后果更加不堪设想。

报告认为，重庆打黑的案例很多，但侦办过程透明度极低，一些秘密羁押地点还没有听说有任何律师进入过，甚至没有任何信息表明有检察官到过那里，案件的审判过程也不是真正公开的。

上海交通大学

变相剥夺

童之伟的研究报告指出，重庆打黑的首要目标，是削弱或变相剥夺非公有制经济中的私营经济和相应的私营企业、私营企业家，并用其所得来壮大国有企业或补助地方财政。重庆打黑运动最突出的行为，是使得那里最大的一批私营企业家都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请注意如下统计数字：重庆第一大的私营企业家、“身家数十亿的地产富豪”彭治民“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寻衅滋事罪、滥伐林木罪、高利转贷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重庆身家第二大的私营企业家、“净资产40亿元人民币”的俊峰集团总裁李俊被通缉逃亡海外，亲属多人被抓或被通缉逃亡，相关企业被国家机关或国有企业接管。重庆江州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明亮，据报资产高达数十亿元人民币，应该可以算重庆身家排第三的私营企业家，已被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不仅三位最富有私营企业家在打黑中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还有一批次富有的私营企业家也在打黑中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在新闻媒体上人们看到的被判重刑和被剥夺个人财产的黎强、王天伦、马当、岳村、龚刚模等人，都是身家过亿的私营企业家。在这些人中，黎强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20万元；王天伦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处罚金人民币1亿元；马当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岳村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1.5亿元；龚刚模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重庆打黑行为显示的第二个社会管理目标，是以某种“合法”形式将私营企业、私营企业家的财产变相收归国有，既壮大国有企业、补助地方财政，又缩小社会的收入差距。

报告认为，重庆打黑的思想理论基础有两点：一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偏好“一大二公”，歧视私营经济，倾向于抑制私营经济的发展，二是将私营企业、私营企业家在改革开放以来利用非按劳分配方式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积累起来的大量财富视为不义之财。在这方面，当今中国存在一种相当流行的思潮，这方面的言论和文章引不胜引，这类与中国宪法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极不同调的文章，主要的集中在网站，如“乌有之乡”。 

 

危害国家制度

文章认为，重庆打黑对中国社会政治制度带来了危害。宪法序言确认：“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宪法第6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宪法第11条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宪法第13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这就要求权力部门：（1）支持私营经济的发展，不能让国有企业吞噬、吞食或蚕食私营企业；（2）不应该用政法手段损害打压私营经济，追求新形式的“一大二公”；（3）尊重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可随意对私营企业家进行刑事追诉，不可借口“涉黑”任意没收私营企业家财产，搞垮私营企业；（4）缩小收入两极差距是应该的，但要依法律的规定进行，不可变相“吃大户”；（5）按宪法，国家机构的组织和活动实行民主集中制，所以，对缩小收入两极差距这样的大问题，地方党政机关不能脱离宪法法律的框架和全国统一的方针政策在一个局部求得根本性解决。

报告作者确信，重庆很多私营企业家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定性是经不起推敲的。重庆千方百计阻扰律师依法向被追诉私营企业家提供帮助和辩护的种种事实，以及实际上将公开审判废置或半废置的事实，就是那里的审判在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都经不起推敲，从而害怕受到律师和社会大众质疑的最好证据。

报告写道，重庆第二大私营企业家、已被海内外普遍关注的峻峰集团董事长李俊，他的逃亡和被通缉就尤其让人感到蹊跷。李俊在打黑中第一次被重庆公安局抓起来交到成都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就明显是一个错案，那个案子是无可争议的民事纠纷，依法公安部门不能立案，更不应该抓人。2010年3月5日重庆公安局开出的《撤销案件决定书》复印件的电子扫描版表明，该局已经认定李俊“被指控的事实不构成犯罪”，并因此撤销了案件。在李俊申请移民海外后，2010年8月24日由重庆市江北公证处开具的《未受刑事处分公证书》电子扫描件和据报同年10月26日他还拿到了由重庆市公安局签发的护照这个事实，似乎也能说明问题。但是奇怪的是李俊在这一个多月后又被以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通缉。

对被判重刑的前私营企业家及其企业的财产的处置，似乎问题更多，总体看来有违中国宪法规定的经济制度和保护合法私有财产的精神。重庆江州实业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陈明亮资产高达数十亿元人民币，被执行死刑后，其妻左保书告诉记者说，“从查封到拍卖，我们的财产是怎么处置的，没有任何人来告诉我们”。有关调查结果显示，原来私营企业家被通缉、被捕或被判刑后，其所属企业的资产均由重庆市相关政府部门或指定的国有企业托管、接管，其中哪些部分是黑，哪些部分是白，已成糊涂账；据《财经》杂志记者报道，这些私营企业财产的查封、扣押和执行，都是公安部门代替法院主导的。地方公权力部门、国有企业借打黑巧取豪夺和直接强占私营企业财产的情形骇人听闻。

已披露的各种情况表明，迄今为止，重庆以打黑为标识的社会管理方式在扶持国有企业的同时，歧视、打压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的态势异常明朗，私营经济在重庆基本上丧失了宪法规定的地位。

上述不符合宪法的相关规定和精神的做法，其影响所及，从长远看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相当不利，也必将在全国范围内加剧私营资产向国外、境外的转移和私营企业家移民海外。

新型“共产风”

在重庆的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下，合法私人财产失去司法保障或受到公权力侵犯的问题特别突出，可以说近乎刮新型“共产风”。宪法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据《经济观察报》2009年9月2日报道，重庆警方估计，涉黑的“高利贷”总额达到300亿之巨。另据人民网同年11月27日报道，有的涉案人员“由亿万富翁，一夜间变成穷光蛋”。据报道或调查：截至2010年9月重庆公安就已查扣涉案资产29亿元；在涉案人员财产的查封和扣押环节，主导者公安部门的行为缺乏外部监督；在执行环节，公安部门代替法院主导财产刑执行，涉黑当事人和亲属的合法财产权没有得到最起码的尊重，甚至连知情权都没有；重庆“打黑”经济显然十分兴旺，而几乎所有涉案私营企业家，其中包括身家排在重庆富商榜最前面的一批私营企业家，都已倾家荡产。

报告认为，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催生的“打黑”经济，基本上就是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翻版，差别只有两点：当年分给了贫苦百姓，这次都分给了有关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当年是国民党执政，共产党破坏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基础，当今是共产党执政，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破坏共产党政权的经济基础。

重庆打黑推行剑指私营企业家和私营经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试图采用极端手段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这类极端手段从根本上说势必严重削弱私营经济、打击本地乃至全国私营企业家对中国政治法律环境的信心，势必推动私营企业家进行海外移民和私有企业资产流向海外。

而遏阻私营经济的发展甚至摧毁私营经济，单方面靠国有经济求发展，就是变相回到“一大二公”的绝路。

在重庆，党政高层似乎试图依靠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通过地方公权力和行政手段的运用提前进入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甚至共产主义，这显然不现实。人们可以看到，那里已经把工作重点从先富带后富转向了兑现“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在全国范围内，重庆充其量属于中等发展水平地区，但中共重庆市委2011年7月领先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唐这些最发达地区，率先通过了《关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定下了促进共同富裕的主要目标：“到2015年，全市经济总量与居民收入同步倍增，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2.5∶1左右，‘圈翼’发展差距缩小到2∶1左右，基尼系数缩小到0.35左右”。该决定还提出了实现上述目标的12条举措。据市领导“初步测算，落实好这‘十二条’，今后5年直接惠及民生的‘真金白银’可达1万多亿元。其中，新增330万就业岗位和200万个市场主体，会让老百姓增加几千亿元收入，但主要是老百姓自己努力，我们重在创造条件，不计入政府直接投入。其他的十一条，通过政府财力保障及其调控运作，投入上万亿元。”

应采取措施消除不良后果

报告认为，事实上，重庆式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已经造成了多方面的不良后果。其中最具全国性负面影响的后果是，极大地动摇了有关社会阶层对在中国发展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的信心，极大地推动着先富阶层向海外移民、向海外转移资产的暗潮。

为此应采取以下措施消除打黑对发展私营经济的负面影响。

(1)对重大案件的真相做必要调查。宜由中央有关机构组成调查组，以拥有资产之多位列重庆前三位的原私营企业家彭治民、陈明亮、李俊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案例为样本，对重庆法检公适用刑法294条和相关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查，搞清楚重庆打黑是否真如法学界普遍怀疑的那样，发生了严重的扩大化和变相劫夺私营企业家财产和资产的情况。原私营企业家被定罪判刑后其财产和资产的处置情况尤其应予调查。

作者自称分别走访了多位知名法学教授、研究员和多名资深律师，受访者几乎一致认为依据已经披露的全部信息，尚看不出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罪名分别被判无期徒刑、死刑和被通缉的彭治民、陈明亮、李俊三人被指控的行为符合“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构成要件，看不出他们组织、领导了“同时具备”4个法定特征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事实。

(2)根据调查结果做出相应善后处理。如果中央有关机构的调查显示重庆对被追诉的3位最富有的原私营企业家罚当其罪，那就应该设法弥补审判未向社会公开和被告获得辩护权受限制造成的缺憾，公开全部信息并回应专家质疑，让公众确信他们的行为确实应该按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名定罪判刑。另一方面，如果确有打黑扩大化问题，则应尽快依法纠正可能的冤案或错案，以消除公众尤其是私营企业家阶层诸如此类的担忧：中央政策又变;私营经济不可能被允许与国有经济共同发展，非按劳分配所得已被党和国家事实上当作不正当收入看待;国家对私营经济不再鼓励、支持，对私营企业资产要逐步变相予以充公;在中国富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可能得到司法的有效保障，等等。

报告指出，在重庆最富有的3位原私营企业家被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追诉的案件中，彭治民案、李俊案的处理尤其受公众怀疑。考虑到彭治民案判决已经生效，为减少纷扰，中央有关调查组如果愿意调查，不妨先调查重庆第二大私营企业家李俊因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罪名被通缉的案件。公开而又公正地调查处理李俊在重庆被抓了又放、放了又抓的原因，公正处理在海内外被视为打黑扩大化典型的李俊案，对于有关社会阶层恢复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和司法制度的信心，有直接的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