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中国十八大换届之年，世界的目光提前聚焦于此。这一次，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数据惊人曲线无关，而是它的政治轨道：温家宝人代会的“大尺度”言辞、特立独行的中国地方领导人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一职，以及随之而起的各类政变军变谣言，致使“唱衰”中国政治轨道的声音不断涌现。
《金融时报》副主编张力奋围绕中国当前政治危机发表题为《“中国模式”风光不再》的文章，解释了长久以来饱受争议的“中国模式”，称其特点在于政治上的威权主义，以及政府在市场及经济事务中的角色和作用越来越大。事实证明，此模式伴随着西方经济体相继爆发危机而呈现出“先天”优势，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便是最好的证明。
张力奋强调，中国模式在问责、透明度、民主的代表性以及法治等方面存有的不足，却忽略了其打造国家冠军企业、兴建基础设施等方面有一定的优越性。至于作者最后“在今年年底中国最高领导人层换届之前，将是一段政治紧张期”的断言，主观地将中国目前面临严重的腐败、“寻租”行为、任人唯亲、裙带主义、社会不公不平以及社会动荡等问题进行“累加”，进而推断出“政治危机”，不免有失偏颇。这些社会矛盾及问题，是中国长期积淀起来且在转型期必然会面对的，而非短期内的瞬间爆发。
此前，《金融时报》在一篇题为《中国站在十字路口》的社评文章中，也提到了中国恐将陷入新一轮的政治危机，且经济和社会正显出脆弱迹象。此推断源于温家宝前一天在全国人大会议最后一次亮相时的“警告”——“中国若出现政治混乱，已经取得的经济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如果中国选择了错误道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这种顺势推演，看似合情合理，但却未能将温家宝此番言论放在特定的事件及话语环境中进行综合考量，故而存有断章取义之嫌。
事实上，之所以西方舆论会对中国模式和政治危机出现“集中爆发式”的质疑与预断，很大程度上是以王立军出走及薄熙来被免为导火索的。自王立军擅自奔赴美领馆寻求政治庇护以来，中国大陆便开始疯传各类政变、兵变谣言。而这种谣言四起的态势在薄熙来被免后进入“高潮期”，如北京时间3月19日夜间传出的“京城放枪”、“机场封锁”、“长安街戒严”、“钓鱼台外媒云集”等桥段。
而就中国大多数民众而言，此类不攻自破的谣言中并不天然附带浓厚的“政治意味”。相比照而言，一贯善于围绕中国民主与政治“做文章”的西方媒体，借机“唱衰”中国既定政治轨道的做法并非首例。尤其是随着西方危机的不断出现，“中国模式”被当做强大的对手屡遭“肢解”，这与其此前对苏联经济成就的敬畏之心如出一辙。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表示，党和国家每一次重大进步，都是以解放思想为前提。为此，接受历史和现实深刻的经验教训，中国下一步，首先要有一波思想解放运动，并将思想解放具体落实到民主和法律制度上。如此一来，即便存在此类“唱衰”，中国亦能在思想大团结的基础上，循着既定政治轨道谋发展，并再续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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