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2月中下旬，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并逐步演变为学生对民主诉求的学潮。方励之在整个学潮过程中对学生的民主诉求没有打压，成为中国学生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领袖。本文原题《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与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谈话。谈话中重点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并点名批判方励之。随后，方励之被开除中共党籍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一职，并被调到北京天文台任研究员。
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象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有的人并没有放弃他的观点，但这次学生闹事他表示不参加，这就好嘛!你的观点可以保留，只要你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行动。上海的王若望猖狂得很，早就说要开除，为什么一直没有办?
群众中传说中央有个保护层，对是否坚持四项原则，是否要反对自由化，也有两种意见。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好人没有勇气讲话，好象自己输了理似的。没有什么输理的。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要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不行，不能让那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谣诬蔑的人畅行无阻，煽动群众。前几年，我们不是对那几个搞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依法处理了吗?难道因此中国的名誉就坏了吗?中国的形象并没有因此而变坏，我们的名誉还是在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我经常批评美国当权者，说他们实际上有三个政府。当然，美国资产阶级对外用这一手来对付其他国家，但对内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烦。这种办法我们不能采用。
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贸，这只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补充，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全民所有制，增加全民所得。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级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我们讲共同富裕，但也允许有差别。
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这个道理已经得到证明，将来还要得到证明。如果我们搞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四千美元，而且是共同富裕的，到那时就能够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就为人类四分之三的人口指出了奋斗方向，更加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所以，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当然，使用时要慎重，抓人要尽量少。但如果有人要制造流血事件，你有什么办法?我们的办法是首先揭露他们的阴谋，尽量避免流血，宁可我们自己人被打伤。但是对为首闹事触犯刑律的要依法处理。不下这个决心是制止不了这场事件的。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后退了，以后麻烦会更多。
对于那些明显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这次就要处理。可能会引起波浪，那也不可怕。对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处理要坚决，他们狂妄到极点，想改变共产党，他们有什么资格当共产党员?
在六中全会上我本来不准备讲话，后来我不得不讲了必须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一段话，看来也没起什么作用，听说没有传达。
反对精神污染的观点，我至今没有放弃，我同意将我当时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全文收入我的论文集。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 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特别强调有理想、有纪律，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脱离了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一个凝聚力，就丧失了战斗力。那样的党连个群众团体也不如了，怎么领导人民搞建设?
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有太过火的地方，应当平反。但我们对它没有全盘否定。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不可缺少的，不要怕外国人说我们损害了自己的名誉。中国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希望。要让外国人看到中国政局是稳定的。如果搞得乱七八糟、一盘散沙，那还有什么希望?过去帝国主义欺侮我们，还不是因为我们是一盘散沙?
处理学生闹事是一件大事，领导要旗帜鲜明，群众才能擦亮眼睛。《人民日报》三篇文章写得不错，《北京日报》社论《大字报不受法律保 护》写得也不错，李瑞环在天津的讲话也不错。正因为态度鲜明了，给积极分子鼓了气，中间群众才能站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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