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薄熙来案的审理只是单纯的政治打击，会让大大小小的薄熙来继续往上走，接管国家的各个层面，使得将来共产党的政治博奕更残酷血腥，社会制度和公民更不安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异议人士王军涛在接受《大事件》采访时表示，近10年间中国从制度建设到人事选拔再到社会管理全面黑社会化，如果薄熙来案要用黑帮清理门户式的政治手段了结，会让中国社会继续黑下去，但如果能把这个案件作为起点，建立一个新规则，让独立司法，让媒体、民众监督，则能够堵住贪腐暴政恶化的趋势。
有鑑于文化大革命为中国社会带来的混乱局面，1978年开始审判“四人帮”时，邓小平曾欲通过此案建立法治社会、举行公开审判，提升中国人民的法治意识。这是他所代表的一大批刚从政治迫害中回归领导岗位的领导人的共识：以法制为今后政治生活中不再发生残酷的政治迫害建立安全底线。
王军涛对《大事件》指出，邓小平审“四人帮”时，本意虽然还是想惩罚政敌，但选择司法审判方式进行政治处理，是想规范此后的政治斗争，提升其文明程度并防止再出现文革中普遍发生的恶性迫害。当时的审理中，其做法是，最高政治当局制定特殊程序和选择法官，最高当局为被告指派律师，辩论内容、进程和结果也事先规划好，并将不相干的案件放入一同审理。虽然从法律上来看，这样的做法很可笑，但邓小平至少有用司法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念头，在用意和做法上比毛泽东有进步。即使当时中共想把对“四人帮”集团和“三种人”的案件办成司法上合格的案件，现实中也做不到；除最高当局用意还是政治报复外，中国社会当时对法治文明的各项要素缺乏认识，没有必要的制度设施，也没有相应称职的人才。
王军涛认为，今天看中国政治斗争、司法现状并回顾司法建设过程，会发现邓小平开创的这些努力很失败。中共最终不但没达成法制建设的目标，即：不仅为社会生活中的公民建立正常秩序，而且为政治斗争参与者建立安全规范，而且中国的道德底线还不断被破坏，如今处都是违法事件。“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共制定了一些较为文明的规则，如重建法治、规定文明的底线，89年镇压时，共产党已经先破坏了民间的管理规则，89年对我们进行审判时，虽然审判本身是政治迫害，但共产党还想装得很文明，现在这些东西完全没有了。”
王军涛对《大事件》表示，近几年对律师、维权人士的打击，就是文明底线不断在基层被破坏的证明，如今中共处理薄熙来事件的手法，则完全见不到法治的机制。
薄熙来被拉下马，许多人认为是维稳派的胜利，毛左势力的削弱，也令许多自由派人士大受鼓舞，但王军涛提醒，薄熙来案的重要之处，就是关系到中国未来的走向、政治博奕规则和中国将来的社会安全。
“很多人都只看到薄熙来一旦当上中国领导人，会很危险的这一面，我相信薄熙来是很危险的人，做得出杀人越货这种事，但胡温把薄熙来拿掉，照这样处理，就是将文化大革命后的政治底线都破坏，所以如果考虑到这件案子对中国法治的影响，也会对中国国家社会秩序带来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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