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军、薄熙来事件发生后，北京发动舆论攻势，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统一思想，将认识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和部署上来」，但置身利益高度分化、价值多元冲突的洪流中，要全国民众听中央的，谈何容易?
北京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王铮日前一连在网上发布五封公开信，更披露她会见薄熙来的家人，声称「王立军并非自己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馆，而是接到中央电话，称有一藏人喇嘛在领馆内，要求前去接洽」，她还说将前往公安部报案。
在当局强力封杀与打压下，王铮还敢发出与当局「不同声音」，为薄王二人「奔走鸣冤」，不管动机如何，其政治勇气确实令人敬佩。当年彭德怀右倾案，全军高级将领集体批判彭德怀，惟有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一人站出来为彭德怀抱不平，并自请入狱，最后连贬四级担任安徽省农业厅副厅长。
文化大革命时，国家主席刘少奇被中共中央全会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被开除党籍，表决时，惟有陈少敏一人拒绝表态通过。在毛泽东君临天下，对彭德怀、刘少奇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的情况下，钟伟、陈少敏敢犯龙颜，确实不简单。如今王铮站出来为薄熙来辩护，与当年钟、陈一样，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甚至会被投入监狱。
北京当局口口声声要防止文革重演，但在处理薄、王案时，却仍然重走文革老路，采取压服而不是说服的办法，案情尚未调查清楚并公布真相，便要全国将认识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和部署上来，这自然很难让人心服口服。
让当事人自我辩护
北京当局要统一民众思想，最好的办法是用事实和道理说服民众，令其心悦诚服。只有在「被说服」的基础上，才会有发自内心的认同和信任，才会有认识和行动的统一，否则，罗列再多「罪证」，也不能真正消除疑虑。以威吓胁迫民意服从，这种方式可见效于一时，但不可持之长远，而且每施一分威吓，必多累积一分反弹。
所以，尽快公布薄、王案的真相，让当事人自我辩护，才能取信于民。比如，现在谷开来案已进入司法程序，应保障谷开来个人自主选择律师的权利，所选律师也应拥有对外界自由发布讯息的权利。文革的教训告诉世人，没有另一方的表达权，再荒诞的冤假错案都有可能发生，当局要将薄、王案办成铁案，首先要让当事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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