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1989年春夏之交的“六四”事件，是中国北京发生的一场大型的学生运动。时至今日，23年后的今天，关于“六四”的说辞依然呈现“雾里看花”的征候。中国政府对事件的评价从“动乱”演变成“暴乱”，随后又降为“风波”。这一变化传递出了怎样的治理讯号？在三步走“修正”说法之后，中共又会有何实际作为以应对汹涌暗流，成了“六四”事件23周年前夕各界热议的焦点。
争议之外，“六四”事件已成为既定事实，对普通民众的伤害及对国家发展的阻碍也已造成，当前除了正视外别无他法可循。中共从“动乱”、“暴乱”到“政治风波”的过渡，也可以看做一种“修正说法”层面上的平反举措，只不过乍一看此修正做法还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其实，自1989年4月26日伊始，以中共官方喉舌《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又称“四•二六社论”）为标志，中共的渗透力和管控力便已初露端倪。社论内容主要针对之前全国各地学生因悼念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而发展出来的学生游行活动进行了批评，并将学生活动定性为动乱。这篇由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下令起草并得到邓小平的支持的社论，将动乱归因于“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学生制造混乱，并发出“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唿吁。
社论发表后，在基层引起剧烈反弹，很多人对将事件定性为“动乱”表示不满，很多大学生党委组织报告中对此也透露出很大的抵触情绪。随着四二七游行、绝食潮、颁布戒严令、百万人上街、港人声援等一系列“蝴蝶效应”轮番到来，最初的“动乱”定性也转而被称作“反革命暴乱”。中共中央继6月3日调集20万戒严部队并发出三段《紧急通告》后，于次日又发出“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的声明。
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称对“六四”事件又有了新的定性，即用“严重的政治风波”替代了此前的“反革命暴乱”，并延续至今。与此同时，“六四”事件变成了中共刻意淡化并竭力严格管控的敏感问题。不管是对死难者家属的私人悼念活动的干预，还是十余年来党政领导人有意绕开海外媒体针对“六四”平反问题的质询，以及历史教科书跳过这一“政治雷区”的做法，都无一例外地说明：中国并未真正从“六四”阴影中走出来。
与官方竭力掩盖“六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间不满官方评价而做出的以平反“六四”为核心的强烈要求。2002年6月，时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曾将“六四平反”作为谈两岸统一的条件，称“‘六四’不平反，则没条件谈两岸统一。”
这一唿声也得到了文化局长龙应台的“接力”，表示“‘六四’不只影响中国的命运，还有世界秩序的重建。”至于要求中共平反八九民运的组织——“天安门母亲”则更直接有力地提出：要求中共彻查事件真相、正面评价八九民运、释放被囚民运人士、负该负的责任、向公众道歉、向死者家属及伤者赔偿等。
相较于“六四”前，中国发生的变化有目共睹，经济领域接二连三的奇迹令世界刮目相看。可即便如此，每每谈及人权及民主运动，却极易成为众矢之的。原因在于，中共在修正说法之外的“修行作为”并未能及时诉诸民众，反倒是西方媒体刻意放大唱衰中国的声音不胫而走，抢占了并利用了国民对六四的模煳化记忆。这一现实窘境也提醒着中国当政者：越是试图以回避之法管控的，反倒越容易遭致异化。当前的中国，不管能不能承受得起放开六四言论的考验，至少该经历这样一次“测验”。毕竟，“六四”已经成了中国民众的集体印记，除不掉也绕不开。至于“动乱”、“暴乱”及“风波”之后，是否会有其他的修正说法存在，相较于“‘六四’真相直面公众”，已然不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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