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六四”难属自缢，香港、福建等地的游行将平反“六四”唿声推向高潮。这股平反浪潮，大有重走推翻文化大革命老路的意味。有一类声音认为，中共一直不敢正对“六四”，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或许就是涉及对邓小平的评价问题。
1989年发生的“六四”风波，中共迄今为止并未表现出“认错”的态度。从规模和时间长度来比较，“六四”显然要略逊于文革。但面对“六四”风波，中共却显出“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扭捏之态。除了敏感词汇被严加封锁管制外，更鲜见有围绕“六四”所作的文艺作品面世。虽然中共在亦步亦趋减弱“六四” 管控，如允许民运人士归国、主动联系遇难者家属商讨赔偿事宜等，并通过“政治风波”的定性给事态降温，但还不足以平息民怨。
比照而言，文革结束后，不管是翻案还是认错，都在陆续展开，各种反思文革的文艺作品相继面世，以揭示文革时期的社会症候并警示后人。而且这种反思与翻案还是继续，如被称为“新中国首部禁片”——《武训传》不久前的解禁，就是一个例证。此外，对文革开展彻底推翻与清扫余毒的做法，在中国也已经成了共识。除了各界唿声不断外，3月14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回应记者提问时几次将“文革”搬上台面。并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文革”并未远去，历史悲剧可能重演——“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六四”事件发生于邓小平执政期间，所以人们谈及“六四”往往会想当然将帽子扣在竭力倡导“稳定压倒一切”的邓小平身上。其实，早在1987年3 月8日，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就曾指出，保持“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重要条件之一。随后6月29日又发出“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所以，“六四”事件后邓小平采取的“稳定先行”做法，并非针对“六四”萌生的突发奇想，而是顺承了其一贯的“稳定”、“改革”、“发展”的政策指向。中国当时正处于市场经济起步阶段，各类矛盾和问题随时都可能将整个国家拖入谷底，所以，在“稳定先行”的一脉相承下，反倒不容易错了方向乱了脚步。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无疑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发动机”。
以此作为着眼点来看，“六四”带来短暂动荡和流血悲剧之余，还是有值得参考的价值。其一，“六四”发生在邓执政期间，其本身独有的政治能力让这场风波得到了有效纾解;其二，“六四”发生后，中共已然从革命党的角色开始逐步向执政党的过渡，而且在过渡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
不过，细究一番，中共之所以不敢坦然面对“六四” 或是平反“六四”，最大的担忧是公众会想当然将平反六四与否定邓的贡献画上等号。然对照而言，即便文革成了众矢之的，但这场浩劫发起者——毛泽东的功绩，却并未因此被打入冷宫。按照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对外公布的说法是——文化大革命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动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可见，毛泽东应为这一全局性的、长期性的左倾严重错误负主要责任。而责任之外，中共中央对毛泽东的评价还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这一官方评价一直延续至今。所以，从中共有效切割文革与毛的功绩来看，中共对邓与“六四”的担忧显然有些杞人忧天归结起来，翻案文革和修正“六四”，并不等同于否定毛邓。假设文革十年浩劫和“六四”天安门风波都没有发生，中国社会是否一定比现在更好?历史没有如果，所以建立在揣测基础上的定论都只能是妄谈。不过，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没有文革和“六四”，人口基数大、历史背景复杂的中国也需得经受其他形式的磨难和挑战。而一旦磨难和挑战以大规模形态呈现，主导民众越过这道坎儿的还是最高权力拥有者。所以，与其担忧、遮掩，不如着力于还原历史真相，以更加坦诚的姿态面对公众、面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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