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前遭遇薄熙来事件带来的谣言危机，再次将敌对势力情绪渲染至“沸点”。而在此之前，敌对势力最引人关注的时期，莫过于文革十年浩劫及23年前的“六四”政治风波。
站在中共的立场来看，之所以谈“敌对势力”而色变，关键在于其居安思危的意识已深植于心。尤其是经过了文革和“六四”的前期铺垫，这种意识显得更加强烈且敏感。同时，也正是这种看似古板的维稳思维，让中共经受住了各种大风大浪。西方国家惊叹中国取得的成就之余，将功劳部分地归结为中共稳中求进的发展思路，也是看到了风浪背后“稳定压倒一切”不可小觑的力量所在。然这种以“稳”为核心的美德，好比一把双刃剑，在成就中国经济奇迹和大国地位的同时，也让当局者陷入捕风捉影、“宁左勿右”的陷阱中。不管是处理谣言风波，还是“六四”问题，这种“不淡定”的姿态都显露无疑。
为了平息谣言，中国官方媒体纷纷加入辟谣队列，并将敌对势力作为有力武器屡次提及。以《解放军报》为代表，发表军方智囊文章称，敌对势力利用十八大前的敏感时机加紧西化分化中国，散步谣言搞乱人心，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趋尖锐复杂。简言之，中国内部谣言泛滥的局面，各种敌对势力的思想文化渗透剂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功不可没”。
在薄熙来事件之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上便已公开放狠话，直斥敌对势力正加紧西化分化中国，并发出“须以有力措施防范应对”的警惕。此外，中共统战部长杜青林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均在公开场合发出“坚决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分裂破坏活动”、“抵御敌对势力文化渗透”的唿声。就近而言，北京市委书记刘淇27日出席当地经济会议时，也要求各部门增强政治意识，“严防境外敌对势力捣乱破坏”，以报“十八大安宁”。
其实，“敌对势力”最初是从“敌人”发展而来的。在《毛泽东语录》的“谁是我们的敌人”一篇中，指出“阻挠中国革命事业的人”是中国人民的敌人。随后，“敌人”的说法逐渐被“敌对势力”取代。与这一说法有“异曲同工” 之妙的，是中共在“六四”问题上定性的转变，即由最初“四•二六”社论中所言的“动乱”过渡为后来的“政治风波”。这种转变，可以理解为中共自建立之初迫于内忧外患的处境而自发形成的保护性，故而总是将内部危险扩大化，也可以归因为中共治理思维因时而动发生的逆转。
有一种声音认为，当今中国普遍难以建立信任关系问题，以及道德沦丧甚至腐败成风等，都是文革时期人整人、人斗人，互相出卖、互相揭发、互相批斗的结果。这种文革“遗毒”被后来者普遍继承，以至于中国传统道德观念被一些糟粕取而代之。这种普遍的不信任感延续至“六四”事件，并未得到有效纾解，民与官厚重的“隔膜”通过一场流血冲突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丈量。
文革和“六四”过去多年后的今日中国，不信任感和敌对势力情绪仍扮演者重要角色。大众媒体中，充斥着一股浓烈的硝烟味，大有形成“中国四面临敌”、“敌对势力合围夹击”的势态。这一“敌对势力”迷局在中共官媒《环球时报》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也因此，有西方学者公开发文讨伐该报渲染“敌对情绪”的理念，即在各国角逐的过程中，中国永远都是受害者，比照而言其他国家则都是怀着“狼子野心”的阴谋家。大而言之，中国如果走不出自我设定的“受害者”阴影，不仅文革遗留问题的解决及“六四”提供的思维转变契机将付诸东流，还可能四面树敌，缺少真正与中国“手拉手”攻坚克难的盟友。
否定专制，追求自由与民主，至少应做到不在两个方面人为地制造敌人：一个是不要在外部制造敌人，另一个是不要在内部制造敌人。文革十年浩劫，以及 “六四”政治风波，已经人为地制造了很多“内部敌人”。同时由于消息不通畅，西方媒体通过捕风捉影的报道把中国进一步“妖魔化”，致使“外部敌人”的范围也随之进一步扩充。而处于夹缝间的中国，要想走出这一恶性循环的迷局，需得先从“敌对势力”的思维中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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