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有消息披露中共十八大政治局常委会规模将确定为7人；据披露，文宣和政法负责人可能不再跻身常委会。有熟悉中共党史的观察人士指出，伴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政法委的职能可能被弱化，这或许能解释十八大不再需专职常委分管政法。
梳理中共党史不难发现，中央政法委的前身是中共建政之初设立的“中央法制委员会”，但当时这只是个清议或者智库（think tank）性质机构。现行的政法委制度直接发端于1956年的“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不过该机构也只是一个秘书性质的机构，而且只设在中央一级。
反右运动后的1958年6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明确“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从而“剥夺”了原本属于政府约三分之一的权力。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党史文苑》2011年第9期的文章透露，因不满权力被削减，中央发布通知的前一天（1958年6月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委婉请辞。
在此背景下，中共设立“中央政法领导小组”，强化了政法委职能。此时，该机构也因此成为一个集决策权（立法政策）与执行（司法）权于一体的机构，高居公检法之上，而后者基于宪法而设立。虽然该小组文革后被撤销，但此项工作一直由康生负责；康生病逝后，该项职务由汪东兴接掌。
文革后直到1978年，中央再次批准重新成立中央政法小组，负责处理包括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和民政部在内的政法事务。两年后的1980年1月24日，根据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政法委员会的通知》，中央政法小组改制成为中央政法委员会，这一名称沿用至今。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通知》规定的政法委包括“组织党内联合办公，妥善处理重大疑难案件”在内的五项职能中，主要是法律中的政治方向的把握，并不干预具体的司法工作；其作用在于领导新时期繁重的立法工作。为实现“党政分开”，在探索政改的背景下，中央政法委1988年被撤销，取而代之的是“中央政法领导小组”，其成员由中央各政法部门的领导兼任，职能大为减弱。
六四事件后的1990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政法工作的通知》决定恢复设置中央政法委员会。通知指出，“维护稳定，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加强政法工作，对于保证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必须把政法工作摆上重要位置，给予足够的关心，并在人员编制、经费、待遇等方面给以必要的支持。”
随后，中央政法委开始了数次扩权的过程，地方政法委系统的编制也不断扩展，权力不断强化。1991年，“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2011年更名为“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成立，下设的办公室与政法委合署办公。2000年5月，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同样与政法委合署办公。至此，政法委形成了目前的机构架设。
值得注意的是，实践中，由于缺乏法律和程序规限，政法委的活动主要由作为“一把手”的书记说了算，政法委、尤其是基层政法委干预司法的情况日趋严重。地方政法委的人事架构中，政法委书记通常由两种人担任：一是公安局（厅）长，二是政府的副职。两者都有结构性的缺陷，前者易使法院、检察院成为公安的下属机构，后者则让司法系统成为政府下属机构。
不过，在十八大前启动的省级党委换届中，政法委书记担任人选出现了一种新趋势，即由分管党务的省级专职副书记兼任。截至目前，在已完成换届的29个省级党委班子中，共有广东（朱明国）、黑龙江（杜家毫）、青海（王建明）、浙江（李强）和内蒙古（李佳）5省区（北京市亦然，不过还未完成换届）的党委专职副书记兼任政法委书记。
有熟悉中共党史的政情观察人士指出，纵观党委政法委的历史，中共最初设立政法委的主旨在立法，为了加强国家的法律制度建设，而不是干预个案。但随着政法委职权的不断扩充，业务向干预司法转移以及缺少程序制度的规限，政法委越来越受到质疑。
上述观察人士续称，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实行党政分开，政法委是党政一元化体制的组成部分；为实现党政分开，必要的举措就包括将中央政法委员会（小组）回归为法律大政方针的智囊型机构，并撤销地方政法委，为基于宪法而设立的公检法“松绑”。
另一方面，对于近期所报道的十八大政治局常委会规模由9变7的消息，上述人士指出，纵观30多年来中央政法委的历任书记，只有乔石（1985年至1992年）、罗干（2002年至2007年）和周永康（2007年至今）跻身常委会，其余如陈丕显等最高仅是政治局委员。这意味着常委会设置专职常委分管政法的结构尚未完全定型。这次如果政法委书记不再“入常”，那将意味着中共在最高权力结构的配置上的转向，政法委职能将被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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