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委朝不保夕 周永康继任者或面临降级

　　本文为Peter Mattis6月29日(周五)在《外交学者》杂志上发表的题为“周永康的继任者(Zhou Yongkang’s Successor)”的文章，Peter Mattis是詹姆斯敦基金会“中国简报”的编辑。以下为该篇文章的译文：

　　中国安全部门总负责人周永康执掌中央政法委这一庞大的安全机构。作为政治局常委的他，据说有着同他的表面上司--九常委排名第一的胡锦涛一样的高度自治权。但是今年秋天18大我们可能会看到，周的继任者(很可能是孟建柱)的职位被降级，这也将导致政治局常委其他席位的重新洗牌。

　　中央政法委书记一职自从1980年代早期陈丕显从政治局委员彭真手中接过之后就一直是政治局常委的位置。然而，这一职务在改革年代通常是在任官员仕途的终点，升到这一级的官员不会再晋升。大概上掌管警察、国内情报、检察院和监狱，这一职务在普通民众看来权力很大。可是它通常是仕途的终点的特性也说明这一职位没有强大到可以阻止别人将其降级。

　　将政法委降级至少有三个理由：

　　首先，对维稳压倒一切政策持批评意见的人认为，让国内安全机构来监督以确保政治社会稳定会带来负面的影响。对于谁说了和做了什么，安全机构监视与控制的越紧，中国人就越感到愤怒。

　　其次，传统观点看来，如果要减少政治局常委的名额需要一个强人或截然不同的派系整合才可以做到。胡锦涛不一定能控制其他常委，只有派系的整合才能做出这一改变。尽管胡与他的继任者习近平一直以来被看成是来自不同的政治势力，但有迹象表明，出于对官员腐败危险的担忧，以及需要改良中共，他们或许已达成了一致。习近平负责的中央党校出版物最近批评政法委对维稳的处理，指向了周永康。

　　这篇《学习时报》题名为“社会管理谁来管”文章提到，政法委已经逾越了它的权限，让国内治理工作产生困难。这意味着目前在国安系统治理下的维稳工作，需要放在更广的政策架构之下，而不能完全从安全上去考量。中共总书记收回对维稳系统的控制，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将周永康的职务降至政治局(委员)一级。

　　第三，薄熙来的下台和其带来的有关安全机构的争议再次浮出水面，而在改革初期安全部门的工作一向非政治化的。公安部长和国务委员孟建柱是最有可能取代周永康的人物，他在政治方向上明显走错了路。

　　尽管有很多理由认为，在中共内部看来孟建柱是一个靠得住的负责安全人选，但他的上海帮背景使得他不太可能成为政治局常委的热门人选。在上海时，孟建柱曾经在吴邦国与黄菊手下任要职，黄菊让人联想到高层官员腐败，在胡锦涛、习近平联手治理腐败之际，这一背景令孟建柱入常可能性降低。

　　那么，中央政法委的降级对于中国政治与高层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在周永康退休时将这一职务降级几乎肯定意味着另一个常委的职务也随之降级。因为政治局常委人数需要是单数来表决，这样常委的人数会从9人变为7人。

　　这就可能会产生两种后果。一个是某个职务将跟随政法委一起降至政治局(委员)一级，其次，7人常委的人选会被重新考虑。

　　另外，减少2个常委的席位可能加剧领导层负担过重的问题。这种增加的压力让观察家们考虑如果中共减少政治局常委的人数，那么入常人选的洗牌会更加勐烈。如果将安全与宣传的职位从政治局常委拿下，将会导致这两个庞大而至关重要的部门(的权力)分散在其他政客手中。(如同国安部门一样，中国已经显着的扩大了其在海外的新闻和宣传力量。)

　　或者，政法委及其控制的国内安全系统和情报机构的降级将会使它们的活动合并到更广泛的政策框架之下。中央党校对周永康的批评，凸显了维稳政策与其他部委以及安全系统之外的活动重叠的问题。制订国家、各省和地方维稳活动总体方针的维稳领导小组可能会承担更多的内容，将安全变成维稳工作中的一个而不是最主要的部分。

　　不论18大的结果、中央政法委的前景如何，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被称为第5代中国领导的权力移交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每个入常人选和不同的政策体系的状态都对中共会如何治理国家有着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