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遭闷棍 中国影响美国政策难了(组图)

万维读者网记者雪泥鸿爪综合报道：资深共和党众议员沃尔夫提出的2013年财政服务开支法案的修正案新近获得通过，国会议员、大使等高级官员和将领在离职后10年内为中国游说将遭禁止。财政服务法案还需经参议院通过。

沃尔夫议员强调，担任国会议员或美国大使是一个殊荣，担任过这些职务的人不应该在刚刚离开政府职务以后马上就利用他们的身份去换取商业利益，特别是为那些和美国价值观不同的国家工作。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网说，这被认为是对游说的重大禁止条款。

华盛顿邮报说，根据这项于6月20日通过的修正案，包括前总统、国会议员、情报部门负责人和高级政治任命官员，以及退休高级将领在内的官员，被禁止在离开联邦政府职位10年内为一些令人生厌的政府游说。

7月2日美国华人经济学家何清涟在BBC中文网《点评中国：中国“游说”美国的道路正在变窄》文章中指出，这项议案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美关系，因为该修正案禁止游说的国家是美国务院指定的“存在严重侵犯人权和宗教迫害而需要特别关注的国家”，其中包括中国，而中国正好是近年来通过“游说”获益最多的国家。

在美国，游说是合法的政治活动。美国首府华盛顿北部有一条由西向东，横贯华盛顿的K街，街上集中了大批智库、游说集团、公关公司和民间组织，每天有无数活动在此开展，并影响全球政治外交事务的变化。

而外国政府或者公司要在美国开展游说，最好的办法是委托华府一些专门从事游说的咨询机构。这类机构有不少是卸任议员官员开办或充当雇员。中国人熟知的“基辛格顾问公司”，就是由前国务卿基辛格开办，雇员包括前驻华大使芮效俭、老布什总统的国安顾问史柯科罗夫特（后来自立门户开办咨询公司），前国务卿伊格柏格等人。

在1971年尼克松访华开始直至上世纪90年代，北京一直热衷于开展元首外交，误以为美国也是“一把手”说了算。上世纪末中国才开始在游说业务上投资。据美国公共诚信中心统计，从1998年至2004年，来自中国的游说费用累计422.53万美元。从2004年开始，游说扩大规模，驻美大使馆由公使衔参赞苏格领导的游说工作小组已有26人。

（美国之音：沃尔夫议员）

从2005年开始，中国驻美大使馆还和Hogan & Hartson与Jones Day两家公关公司长期合作，从事对美国政府、国会和智库等机构的游说工作。Jones Day的主要业务是在台湾、西藏、宗教自由和经贸汇率问题上向中国提供简报，并代为联络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与中国政府有合作关系的美公关公司最多时曾达到8家。

卡特政府时期的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施特劳斯创办的Akin Gump Strauss Hauer & Feld,LLP是K街的巨头，2005年受聘中海油，为收购尤尼科石油公司一案游说。中海油支付了315.92万美元，高居当年单项游说活动佣金排行榜第二名。

除了中国政府付费雇佣的团队之外，还有一个庞大的自发游说团体，那就是美国的大企业集团，例如通用电气、微软、波音、可口可乐、花旗等等。大体上说，每个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大企业，它就自动地化身为一个国会山上的说客。他们对美国游说政治的理解能力与行动能力更是远强于中国人。

2000 年美国国会对中国最惠国待遇表决之前，波音等美国数百家跨国公司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游说行动。参与人员包括各公司的政府关系专家、行业联合会的游说机构以及共同雇佣的专门游说公司。

（余英时认为基辛格害了薄熙来。基辛格建议薄熙来拿出勇气，做一个新时代的领袖）

在近一年时间里，他们举办大量讲座和会谈，向国会灌输开放对华贸易将会给美国企业带来的巨大商机的理念，最终获得成 功。这次集体游说总共花费1.12亿美元－－此前，美国商界集体行动的最高纪录是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游说，总额也不过3,000万美元。

英国《金融时报》3月15日题为《当心美国游说集团》的文章透露，近年来，美国企业每年在游说者方面的花费高达35亿美元，是10年前的两倍。如今，华盛顿的全职说客数量在1.5万人左右（根据对说客的狭义定义计算），增速很快。甚至在经济萎靡之际，K街也出现了就业增长。

自由派智库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负责人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估计，能源行业游说投资的回报率有时会达到3000%（即将企业因规定更改而赚取的额外利润与游说费用相比）。金融、医疗和能源领域的游说支出最高。

犹太人游说华盛顿卓有成效

而从社会族群方面看，美国犹太人的游说活动最为历史悠久生龙活虎卓有成效。根据国际先驱导报的报道，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美国控制世界，犹太人控制美国。

20世纪初期以来，美国涌现了350多个代表不同地域和派别的犹太人社团和组织。比较重要的组织有：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美国犹太人大会、世界犹太人大会、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等。其中，以AIPAC为主导的以色列院外集团被公认为组织最为严密、活动效率最高且对美国对外政策影响最大的院外集团。

（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也是犹太人）

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的主要作用是疏通国会立法机构，向国会游说以色列利益，该委员会对国会以色列政策的制定有着直接影响。自20世纪50年代创建以来，该委员会在美国知名高校中不断发展积极分子和志愿者，到目前已拥有约10万名成员，其功能已经从“犹太人的传声筒”发展为以色列设在“联邦政府中心的第二个大使馆”，其影响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政府智库一直延伸至白宫和国会山，将“影响有影响的人”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影响主要通过对国会议员的游说来实现。近年来，AIPAC每年都要同美国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进行2000多次会谈，导致国会每年都会通过100多项有利于以色列的立法动议。现阶段，AIPAC游说工作的最主要任务就是要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其他任务还包括：向巴勒斯坦当局施加压力，要求其彻底打击恐怖主义；在美国青年人中发现并培养新一代的亲以政治家；向国会议员灌输美以关系的重要性等。显然，AIPAC的宗旨就是要影响美国的中东政策全面向以色列倾斜。

现在，美国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堪称非常稳定。有人认为，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桥头堡”、“不沉的航空母舰”；还有人说，美国是以色列唯一能够依赖的监护者……

“美国政客们如此恭顺的真正原因，在于以色列游说团体的政治权势。这一游说集团是集一众个人和组织于一体的松散组织，积极地推动美国外交政策向亲以色列方向倾斜。”

这段描述来自《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由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和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合着。该书从一篇惨遭“枪毙”的学术约稿，到最终出炉成册，整个过程本身就显示出美国对政坛这个“公开的秘密”讳莫如深。

“AIPAC之所以成功，因为它会奖励支持其议程的国会议员或候选人，并惩罚那些反对的人……它会确保自己的朋友从难以计数的亲以色列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中得到强有力的财政支持；反之，对以色列有敌意的竞选人则可以确信，AIPAC一定会捐款给他的政治对手。”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这样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