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9个多月的省级常委换届已经告结。经多维记者统计发现，在已经选出的省委书记及常委中，拥有工程技术教育背景的人数已经出现了大幅回落，并部分地让位于经济、管理、人文类。这一变化被外界视为继20世纪80年代政治精英大转换之后的又一转变，即从技术官僚向社会管理过渡。
受改革开放之惠，一批优秀的技术官僚开始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到江泽民时代达到了高峰。维基百科对技术官僚的定义是——普遍称唿于各级政府中大量拥有专业背景的中高层官员阶层的俗称。他们不仅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具有全球视野，而且亲身参与改革实践，积累了丰富的行政经验。所以，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期的复杂局势下，这一批技术官僚成为掌舵中国宏观管理部门的一时之选。
然辉煌终究难以长久，这批技术官僚也在日渐式微。他们的陨落，如同那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凭借激进的意识形态和革命热情进入领导岗位的政治精英退出历史舞台那样，代之而起的是能突破技术桎梏并对付总体政治构架转型诸多问题的社会管理型精英团队。
这一结论，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具体的数据统计做出的。比如在省委书记教育背景类别占比的统计中，工学占比25%、管理占比19%、经济占比19%、中文占比13%，其余则比例不等地分布于中文、法学、农林、统计、物理等专业。而2001年，单工科教育背景的人数就超过了6成。这种跨时期比较政治系统中不同发展时期精英不同特征和属性的做法，虽然能说明一些问题，但技术官僚式微局面的成因，还有数据所不能涵盖的部分，比如经济法则，比如政策设计等。
在“经济法则”方面，可以追溯到邓小平时代。1978年，邓小平为首的改革领导层在取得意识形态主导权之后，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路线。这一路线的转变，使得那些凭借其资历和僵化意识形态多年占据各级领导岗位但却缺乏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老一代党政精英，必须让位于受过良好教育和专业训练的新型精英。现如今，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了可见的成绩，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社会建设，则略显逊色、薄弱。
按照以上逻辑推断，经济不景气的现状成就了技术官僚的崛起，那么，当前经济的改观会否成为压倒技术官僚的那根稻草?也就是说，“成也经济，败也经济”。其实，“经济法则”只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只手的主人的意志才是最核心的要义所在。毕竟，经济再怎么变，也还是敌不过领导人一句话。党组织系统和干部干礼制度控制了通往仕途的渠道，党的组织人事部门根据领导人意愿设计录用标准和程序的“规则”依然不容小觑。
然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和人事遴选过程的相对隐蔽性，直接导致了人们不得不借助于对中央及各省市一把手的年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等来揣测中共意志及把脉中国未来。其实，中国加强社会管理的政策转向，给那些拥有管理、人文等非技术类专业背景的政治家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技术官僚越来越与时代发展出现“错位”的现状，也间接让中共意识到需得尽快走出“唯经济是从”的发展误区。
近年来，中共高频率地倡导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并不间断地利用大众媒体疏导民意、修正“跑偏了的”价值观。如借助雷锋纪念日进行道德建设，推出以 “我们时代需要怎样的价值”为主题的系列报道等。所谓有需求就会形成市场。如果这里的“市场”是创新型的社会管理模式，那么“需求”毫无疑问就是屡番拷问旧有社会管理模式的“恶性事件”。如群体性事件、道德滑坡事件。鉴于此，很多学者开始将矛头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指导。然即便如此，并不意味着经济建设已经过时，或是干脆一竿子打死，毕竟，没有经济发展做保障，更进一步的社会建设则难免捉襟见肘。
所以，中国急需从经济建设过渡到社会建设的发展要求，将曾在中国盛极多时的技术官僚冲在了沙滩上，社会管理型政治精英开始跟随潮起潮落活跃起来。不过，中国新一代技术官僚虽然是被历史推到了关键位置，并成就了中国高速发展的历史篇章，但还是无法阻挡历史将其拖拽着走下舞台的大势。那么，以社会管理见长的政坛“新星”们，会否也重蹈技术官僚的覆辙、被新的发展需求冲到一边，自然成了另一个未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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