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倒台给我们的另外一个启示就是，尽管太子党正确地认识到，财富分配极端不公对中共政权带来的严重威胁。但薄熙来在重庆的实践表明，他们没有能力超越中共的暴力思维和愚弄民众的思维，因此，遇到了强大的政治抵抗。薄熙来的重庆模式，确实代表了太子党中一部分人的改革思路，包括一些对薄熙来本人十分反感的人的思路。这种思路可以概括为“红色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思路的如意算盘是，既可以靠“唱红”和扩大底层福利来强化自己的正统和合法性，又可以靠扩大官僚资本与国际资本的勾结，来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但这样一来，就势必危及到主张自由资本主义的右派利益，威胁到民间资本的利益。薄熙来因此而遭到了多种政治力量的有力抵抗。
中国的多数省份，尤其是沿海发达省份，对重庆模式不感兴趣，说明即使薄熙来进了常委，太子党的“红色国家资本主义”也不容易在全国推行。薄熙来的倒台以及太子党聚敛的巨额海外财富大量曝光，使得这个路线更加没有了道义的吸引力。红色贵族一方面想保住自己的不义之财，同时又想分别人的不义之财来讨好底层民众，扩大自己的权力。世上不会有这样的好事。薄熙来的重庆模式一度令太子党中不少人鼓舞，大有十八大后大展宏图之势。这种信心的来源之一，就是以为薄熙来找到了“共富”的办法。从现在来看，薄熙来“打黑济贫”的办法，很可能是加速中共政权崩溃的办法。
正因如此，一些人认为王立军事件扳倒薄熙来，救了中共也救了中国。我没有如此乐观。王立军事件有可能救了一些太子党和假左派，让他们没有机会跟着薄熙来干更多的蠢事和坏事。王立军事件表明，中共的政治衰败已经到了无法阻止薄熙来这样敢胡来，因而危险性、破坏性极大的人进入最高权力圈子的地步，若不是王立军调动了美国的干预，若不是谷开来杀的是英国人，薄熙来进常委，并在全国强推“打黑济贫”的重庆模式，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王立军利用美国扳倒了薄熙来，也许避免了中共内部一次血腥的恶斗，但中共因此就有了改革自救的能力吗？
薄熙来在重庆面对的地方政权黑社会化的问题，财富分配极端不公的问题并没有因为他的倒台而不存在了。薄熙来的倒台，反而使得中共当权者有了继续迴避这些难题的余地。因此，王立军扳倒薄熙来对中国政治大势的影响并不单纯。在我看来，这个事件最重要的影响之一，就在于提高中共内部权力博弈的道德底线，也就是有利于比较“文明”的内斗。但这个结果本身，究竟对中国未来的变革有利还是不利，就很难说了。
历史往往是靠不怎么理性的“疯子”来推动的，既靠那些“宁天下人负我，不我负天下人”的奸雄类“疯子”，也靠那些“虽千万人吾往矣”，义无反顾的志士类“疯子”。这两种疯子虽然针锋相对，但他们都有血性的人格。中共的政治衰败就表现在把胡耀邦、赵紫阳这类志士型的政治家悉数清除，这才给薄熙来这类奸雄人物提供了机会。薄熙来之后的中共，恐怕是一个再无人敢出头，人人竞争“闷声发大财”的统治集团。这样的统治集团如果能够长期稳定，同样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只不过形式不同。
胡赵倒台之后，一切有良知的人成为党国的天敌；薄熙来之后，是不是任何有个性棱角的人，也将天然地成为党国的敌人？这其实是一种更为深层的政治衰败。如此下去，中国会退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文明？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比起左右之争的一时输赢，恐怕要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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