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出事，十八大后重庆模式会全国推展

　　一位熟知重庆民间与官场情况的人士向《明镜》透露，重庆模式，表面上是“唱红打黑”，实际上，是江泽民势力的一步棋；如果王立军和薄熙来不出事，十八大后，重庆模式准备向全国铺展开来。江泽民在2011年的一场大病，也是之后出现薄王事件的根本原因。

　　渝定江对《明镜》表示，薄熙来到重庆一年多后，就开始为“打黑”物色典型人物，选择人民群众特别痛恨的人，其中，有两个人的举报材料特别多，一个是前重庆市市长王鸿举，一个是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

　　渝定江回忆，有次和北京信访局的朋友喝茶时，对方告诉他：“你们重庆有两个人恐怕要出问题。一个姓王、一个姓文。”渝定江立刻猜出是王鸿举和文强。没过多久，文强被逮捕。

　　2009年9月26日，文强和原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彭长健因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涉嫌受贿等职务犯罪被警方执行逮捕。渝定江对《明镜》指出，文强是非常典型的人物，他“三位一体”：既是大警察，又是大富豪、大官， 官、警、富都有了。

　　“为什么不选王鸿举？因为他只佔两条，只有大官、大富，但不是警察。”渝定江说，其实在收拾文强前，另一个人已经被收拾了：原重庆高院执行局局长乌小青；只是乌小青案并未达到预期的社会效果。

　　乌小青出事前，渝定江曾在乌小青涉嫌侵吞一名企业家财产的事件中出过力，最后，事主找上谷开来的事务所，渝定江说，就是这个企业家的案子让把乌小青弄翻的。2009年6月9日，乌小青因涉嫌收受贿赂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检察机关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11月1日，此案进入审查起诉程序。根据官方公布的情况，11月28日，被羁押在重庆市第二看守所的乌小青留下遗书后，趁监友午睡时，避开监控录像，用棉毛裤腰绳上吊自杀。

　　渝定江对《明镜》表示，乌小青在牢房中自杀，让案子走到半路就终止了，使得乌小青并未被实际压上刑场，所以没有形成很大的公共效应，只是在重庆官场造成的影响较大。

　　因此，渝定江表示，薄熙来抓了文强并判其死刑，也是想看社会效果如何，结果效果非常好，超乎原本的预期，但官场因为前头死了一个乌小青，后头又杀了一个文强，因此气氛特别紧张，加上王立军在重庆官场中几乎全天候地监听，更弄得人人自危。

　　渝定江说：“几乎所有当官的手机都是被监听的，我们一起吃饭时，他们都要把手机电池拿掉。”

　　渝定江对《明镜》指出，王立军之所以要监听，就是想找到抓“新三种人”的证据，虽然“打黑”可以什么都往筐里装，但还要有点蛛丝马迹，通过监听，王立军能发现某人跟社会上哪些人物有所联系，再顺藤摸瓜找证据。

　　但这样大规模的监听，只是弄得重庆官场噤若寒蝉，渝定江表示，这三年来，重庆是冰火两重天，老百姓欢欣鼓舞，官场、富人整天胆战心惊。

　　原预计十八大后推展重庆模式

　　2010年7月7日，被以受贿等罪判处死刑的文强，在重庆歌乐山一刑场被执行死刑，渝定江对《明镜》指出，杀文强只是开个头，一旦社会反响好，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势力就会把工作推展开来， 按照他们的计画，推展工作会在中共十八大后进行，重庆只是个试验地，十八大后，薄熙来接周永康职位，王立军接任孟建柱，下一步就是把重庆模式推向全国，只要“新三种人”有任何一个民众的举报材料，就立刻抓人。

　　渝定江表示，这意味着，这是一场比文化大革命要深刻得多、范围要广得多、影响程度要大得多、性质要残忍得多的历史性大清洗。“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多的贪官、坏人，六四后，官场菁英几乎没有几个好人，就算没有什么证据就将这些人杀害，好像也不太冤枉，这就是温家宝感到岌岌可危、说话打颤的原因，因为刀就架在他们的脖子上。”

　　渝定江对《明镜》分析，薄熙来与王立军“打黑”，肯定有“黑打”的成分，但他们的主要目的不是剷除政敌，而是造势，并且观察灭掉“新三种人”后的老百姓反应，如果老百姓欢唿，他们就会继续做，所以一开始还不是杀政敌的时候，杀政敌，是十八大后才要做的事。

　　一般对中共政治派系的划分，不外乎是太子党、团派、上海帮等，渝定江认为，不能简单以这些类别区分，而是应该分成江派和倒江派，因为一部分太子党和上海帮实际上也参与到倒江派中。

　　对江派势力来说，渝定江对《明镜》表示，所谓的政敌，就是以温家宝为首的一帮人。温家宝为什么近年来一直讲改革，并非是他在作秀，而是他想保命。或许温家宝谈改革，有真正想为人民做事的心态在，但人首先想到的都是自保，如果自己的身家性命不保，如何谈为国家、为人民做事？

　　倒江派体认到自己的身家性命岌岌可危，引发了薄熙来落马的政坛震盪。渝定江说，除了监听外，重庆在王立军出事前，已经开始进行一项大工程：在所有大街小巷安装摄像头，在全重庆市建立起全天候、大统一、无所不包无所不控的监控系统，据悉总共是几百亿的预算，并且已经安装到一半。“王立军被抓时，我刚好在重庆，我那些官场的朋友都非常高兴，喝酒庆祝，说终于可以打手机了。”

　　重庆模式有积极进步的作用

　　在免去薄熙来重庆市委书记一职前，温家宝在任内最后一次的记者会强调“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再次发生”。

　　渝定江对《明镜》表示，薄熙来事件是一次重大党内政治分歧的斗争；对于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延续共产党的政权，江泽民、薄熙来一系认为，该用清除“新三种人”的手段，这种方法与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有些类似，因此温家宝在任内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才会不断提及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问题，并且警告可能重演文化大革命的悲剧。

　　渝定江指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剷除政敌，也就是以刘少奇为首的一帮政敌，另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是收取民心。共产党执政多年来，老百姓从对共产党极端拥护和拥有热情，逐渐开始变成对共产党有了意见，特别是饿死了几千万人后。

　　1957年已经发生过一场反右运动，运动平息之后，民间的情绪又逐渐积累起来，渝定江对《明镜》表示，毛泽东是非常聪明的政治家，他知道收拢民心是最重要的事，因此发起文化大革命、斗走资派，就是让老百姓发洩不满，等到老百姓气消了，回头又把一些表现好的老干部解放出来，完成了这一个过程，也达到了巩固政权的目的。

　　虽然重庆模式与文化大革命近似，但渝定江说，中国不会再重复一场文化大革命，因为手段不一样；文化大革命是发动群众，但现在无法发动群众，一发动可能要出大事，共产党可能反而把自己弄垮，因此，与其让人民革命来杀“新三种人”，倒不如自己通过所谓的法律程序来解决这三种人。

　　渝定江对《明镜》表示，薄熙来的重庆模式确实在中国历史上有积极进步的作用，它把现在铁桶一样的共产党统治，分裂成了两块；重庆模式为埋葬集权统治奠定了基础，给另外的政治力量提供了进入政权的契机，也为中国社会下一步的大变革提供契机，如果江泽民、胡锦涛、薄熙来、温家宝都一心一意维护共产党铁桶一般的统治，则人民永远没有希望。

　　重庆模式得民心，因为它不仅是“打黑”，也同时进行民生工程。渝定江认为，薄熙来个人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注重形象，一个是注重个人形象：他露面时总是外表光鲜，绝不会衣衫蓝缕；一个是注重政绩形象：他走到哪里，都把当地建设得很漂亮。

　　渝定江对《明镜》强调，他并不贊同重庆模式，只是给与客观分析，不贊同的原因，是重庆模式只是在重复中国几千年来政治制度运行的规律： 乱、治、 乱、治，成王败寇，不断循环往覆。

　　“今天你把我打下去，我又再起，把你打下去，结果你又上来，这样的形式始终在现代文明之外，国家非旦永远没有进步，还会离文明越来越远，不管经济发展得再好，都是虚的，因为政治一直没有进步，人心始终险恶。”

　　渝定江认为，薄熙来的民生工程也只是表面东西，目的是笼络民心，只是一个政治家，如果能透过正常的、现代化的方式笼络民心，就是对的，国家就会健康方展，但如果是通过传统政治手段笼络民心，则政绩也只是暂时的。

　　“他今天杀这三种人，清除政敌了，老百姓很开心，归心了，接下来他又慢慢收拾老百姓了，等老百姓受苦到一定程度，上头又来一场这样的政治运动，始终反覆。”渝定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