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刊文警惕文革复活 再批薄熙来

　　长期以来，中共致力于政治体制改革，温家宝曾数次强调“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革的历史悲剧就还有可能重演”。《炎黄春秋》近日亦刊文再以薄熙来为例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虽取得诸多成果，但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至今未消。文革的某些元素则事实上已在复活，警惕文革重演绝非危言耸听。

　　文革幽灵还在游荡

　　文章称，近年党中央领导人虽然提出“以人为本”的指导理念，但一些部门和地方有些党政领导人常挂在嘴上的口头语仍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对华搞“分化、西化”、“和平演变阴谋”，“亡我之心不死”。这种过敏或过度反应，实际上是文革思维——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遗留。

　　如果说，文革时期对敌斗争的口号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黑帮——走资派”;前些时在重庆则是“黑打”。据报道，重庆市几年来的打黑，不循法律程序，滥用拘捕、刑讯等非法手段，竟“破获”了600多个“黑社会组织”，抓捕成千上万人，制造了成百上千的冤假错案。他们蓄意将一些民营企业富商也当作“黑社会”头目扫除，并非法没收其资产，类似上世纪50年代对资本家的“五反”和“社会主义改造”。

　　文章称，即使果有其事，也不能作为拒绝政治改革、打压公民和社会组织维权活动的借口。有些掌权者一遇群体性事件，往往不反思自身的过错，不尊重公民有批评建议检举控诉国家机关及其官员的宪法权利，就诬指民众是受境内外“敌对势力”挑动，以“维稳”的名义，动用警力予以打压。至于某些对国是有不同意见的所谓“异见”人士，也常被当作敌对分子予以严刑惩处。这些实际上还是阶级斗争的文革思维的体现。

　　文革的全面发动还基于毛泽东在党内和社会上早已牢固形成的个人绝对权威，并通过愚民政策制造了对他的绝对迷信。而各地“第一把手说了算”的现象与制度，是毛泽东个人绝对权威体制在党内各级的潜规则和习惯思维的延伸。文章称，重庆耗费巨资举行大规模“唱红”，花费巨资竖立一个巨大的毛泽东铜像等动作，恐怕并非真心实意要学前人，而是要树立唿风唤雨的绝对权威。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防止文革重演

　　现实中，或是囿于既得利益的阻力，或是担心不可掌控的风险，或是陷入‘不稳定幻象’，在一些人那里，改革的‘渐进’逐渐退化为‘不进’，‘积极稳妥’往往变成了‘稳妥’有余而‘积极’不足。”评论尖锐地指出：“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

　　事实证明，政治体制改革已是民心所向。据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下属机关报《环球时报》所做的民意调查也显示：63%的受访者希望中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而且期待一场新革命的受访者居然占到49%以上。

　　文章称，面对这个看来使人惊心动魄的数据，不能不使人警悟，如果还依然不为所动，其后果就不是执政者所愿和所能承受得了。

　　文章指出，无论执政者还是社会精英，不必一想到政改，就是毕其功于一役地实行多党制，就是三权分立，就是普选……改革步骤不妨找准切入点和非改不可的急切点，然后平稳推进。

　　就目前来看，当前迫切要做的是，通过“重庆事件”展开对文革的大讨论大反省。应当说，在重庆刚刚经历的“小文革”后，应当因势利导，开展对文革历史真相的复原和研讨，反省文革产生的思想与制度根源，检讨其遗留的弊害，作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张本。

　　再者，通过纪念中国1982宪法诞生30周年，宣传宪政精神，由依法治国上升到依宪治国，落实宪法有关公民权利的立法 。要特别强调吸取文革时期破坏宪法的教训：违宪、毁宪就有发生第二次文革的危险。

　　中国从来是被灾难和危机逼上改革的“梁山”。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改革的社会动力主要来自备受文革磨难的“走资派”老干部和长期受精神压迫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的知识精英，以及被“一大二公”所掠夺、没有免于饥饿的自由的农民，那么，如今值得重视的新兴动力是正在崛起的来自民间社会的维权力量。人民维权意识大觉醒，维权活动此起彼伏，它既是社会矛盾与危机的征兆，如能正确引导，也是推动和促进改革前行的巨大社会动力。

　　近年来，从重庆“最牛钉子户”为房地产拆迁补偿不公而维权，到山西黑砖窑的揭露，厦门市民群起“散步”抵制有毒化工厂PX的建设，以及华南“纸老虎”被网民戳穿，一些地方出租司机的罢运，等等事件此起彼伏。贵州瓮安县更爆发上万市民的抗议事件，由起初县委当局推卸是所谓“黑社会势力”的挑衅，到省委书记亲自出面问责县委领导的侵权，并予以罢官，显示出群众维权的正当性和监督力。危及百万婴儿的“三鹿奶粉事件”也是因媒体和网民的揭露，排山倒海的社会舆论，以及全国各地百位律师组成“三鹿奶粉志愿律师团”为受害者维权，迫使政府严厉追究责任人使之受到刑事制裁和民事赔偿，这些都是过去少见的。

　　更可靠的社会力量还是有组织的社会群体，他们正在形成能与行政权力抗衡的公民社会。它们的崛起可以制衡政府权力的滥用，防止权力的过分集中，使权力多元化和社会化。

　　由此，中国应当从单方面仰赖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移向关注自下而上的民间社会动力，着力研究和助推公民和社会组织依法进行维权活动，促进良性的非政府组织的建立和公民社会的形成。只有这样依靠和发展来自民间的维权力量，并与党政内部力主改革的明智力量结合，上下互动，政治改革和法治的进步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