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起因是“爱国抗日”的说法，与史实不符，也解答不了西安事变研究中，所提出的一系
列问题。但是，目前海峡两岸，以及海外学者(几乎)都认为：西安事变的起因是爱国抗日。就连美国《纽约时报》，在张学良死后的一篇长文中，也认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与动机是为了“抗日”。
笔者独排众议，正如当年科学家彻底否定“地平(方)说”，提出全新的“地圆说”那样，彻底否定西安事变起因是“爱国抗日”的说法。提出了能合情合理的解释西安事变研究中，一系列无法解释问题的全新看法。
张并不是像他自己所説的那样
其实，只要对张学良的一贯表现，稍加考察，就会发现：将爱国抗日按在张学良身上，是多么别扭。如同要人们相信，卧于街边，口吐酒味的醉汉，是烟酒不沾的清教徒;以及太阳从西边出那样，令人疑团重重，总感到是不是真的?
按张学良自己的説法，早在“九一八发生后，我就主张抗日，蒋的命令不许抗日。”且早在那时，他已“在日军的飞机，坦克及大炮分路勐攻下，我军奋勇应战，激战十昼夜之久，前僕后继，死伤蔽野。”但是，只要人们稍加考察，就会发现：张并不是像他自己所説的那样抗日勇将。恰恰相反，张学良是醉生梦死，“国人皆曰可杀”的不抵抗将军。不少人把张学良不抵抗的恶罪，推给根本就不存在的“不准抵抗令”上。持此种看法的人，既无视中央政府的职责，国家元首的职责，决定他们不可能命令自己的边防大军，不抵抗入侵边疆之敌;又无视张学良这类军阀，根本就不听从中央政府的命令。
其实，不抵抗的是张学良韩复渠这类军阀本质所决定的。正如张学良本人多次説过的那样：“换了一个任何其他人(像他那样的军阀)，也都会这样做(不抵抗)。”在张学良韩复渠这类军阀看来，抵抗像日本这样的强敌入侵，除了拼光他全部家当外，他们个人捞不到任何好处。张学良根本就没有维护祖国领土完整与民族尊严的使命感。他认为，抵抗强敌入侵，仅仅只是为了政治生命。你们那些追求政治生命的人，你们自己去抵抗吧!不要期望我张学良为了你们的政治生命去抵抗，“视我东北将士，不过是政治上理由应送死之牺牲品而已。”我张学良不追求政治生命，只是重个人的实际利益的瓦。像我这样的瓦，没有必要去碎了。因而张学良只希望拱手让出东北，换取日本让他能继续割据平津。唯恐在东北抵抗，惹恼日军，日军连平津也一锅端，使他再也不能在平津享乐了。在这样的张学良心底里，对抗日丝毫也不感兴趣。以致张学良在东北危在旦夕的“九一八”前夕，仍能毫无心肝的在北平醉生梦死。且“张学良把一个经议决要下达的抗日军令，拿起来随便往大衣口袋一塞，意然忘了发出去”。张根本就没有抗日的能力
张根本就没有把抗日放在心上。即使张学良口上大喊大叫抗日，自称他的团队，“没有人不想抗日的”，“魂萦梦系白山黑水”，“急切的希望打回东北”的西安事变前夕，张也没有准备带领他的部队，与日军作战的打算。以致，在他们商讨真实计划时，张明确的表示：“特别是立刻与日军接触，条件亦不成熟。”且张更没有抗日的勇气与决心。因而，张没有像张灵甫等真正的抗日将领那样，吃大苦、流大汗，把他的军队，练成一支能与日军作战的部队;张根本就没有抗日的能力。笔者考察东北军在战场上的表现，根据他们“战果”，计算张学良所带来带领部队的作战能力，计算的结果是，张学良所带领的军队即使有九个军，也对付不了日军一个大队。倘若用如此军队守南口的话，不但不会有后来的南口大血战，只会是一百二十八名日本骑兵，佔领了热河省会承德的重演。东北军战斗力如此薄弱，并非偶然。这是因为张学良建军宗旨、选将、练兵均不是为了国家民族利益，练成一支效忠于国家民族的军队。而是仅仅为维护张学良个人的权力、地位与享受，效忠张学良个人的极腐朽的军队。正如当时重要将军徐永昌所说：“东北军作战力薄弱”，“不配谈抗日”。可张学良吵吵嚷嚷的大谈抗日，居然有人相信，真是不可思议。
张学良以外蒙古为师
张学良进入西北后，仍要以外蒙古为师。“叁月间的蒙苏协定，就是告诉中国的革命者，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也可以与你同盟。”张实际上要将辽阔的中国大西北，像外蒙一样，从中国的版图中割裂出去，像外蒙古那样成为苏联的附庸。以能像外蒙那样在苏联支持下，在西北建立张氏王国。不惜出卖祖国主权，换取个人权位。如此亳无悔意，又毫无羞耻之心，毫无社会责任感，把个人的利益看得远远高于国家的主权与民族的尊严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在我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张已丢失叁千里东北，又准备出卖我国辽阔的大西北。张是我国历史上，最可耻的卖国贼。其卖国恶劣程度，远远超过失地燕云十六州的石敬瑭。中国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爱国抗日的张学良。自然不能从爱国抗日的角度，合理的解释极端卖国主义者张的行爲——他发动的西安事变，致使该事变成了：“令人扑朔迷离”，“迷雾一团”的历史之谜。
人类历史上，很少有像二十世纪叁十年代，
中国南京国民政府那样艰难的政府。当时南京中央政府政令不出五省，其他省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军阀控制的独立王国，但他们却将他们防区的一切问题悉推中央。历史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刻，把蒋公放在一个非常可悲的地位。一方面他是名义上的国家最高领袖，必须为全中国的一切灾难特别是外患负责。另一方面“一个领袖刚刚表现出领导力量，便有人妒忌，来拆台。”“阻人成功，逐演成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加上塬来的割据者，使蒋公不能利用全国资源，“克服复兴途上的障碍，发展效能。”履行国家最高领袖的职责。如张学良控制东北四省，以及华北四省、市。所有这八者市的财政收入，被张“悉数截留，不以一文解诸国库。”更不准中央军进入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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